Never Neverland

从多利亚到马其顿 

                                               ——希腊地区的文明传承 

    伟大的盲诗人荷马为我们留下了永垂不朽的《荷马史诗》，千百年来引起了无数人的追思和遐想。但是直到19世纪，荷马的记述仍然被视为没有任何历史根据的神话。直到卓越的学者施里曼依据《荷马史诗》的记载找到了特洛伊古城（后来证明是一个更古老的文明），希腊史前文明才真正开始为世人所了解。经过伊文思、窦普菲德、布勒根等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工作，一个辉煌灿烂的文明——爱琴文明浮出水面，呈现在世人面前。爱琴文明中有迈锡尼古城、克里特迷宫等引人入胜的遗迹和普里阿摩斯宝藏、克里特泥板铭文、克诺索斯壁画等文物，向人们揭示公元前3000年前这里光照千古的奇迹。然而，这一文明却在公元前1000多年前以迈锡尼诸城的毁灭而宣告结束。 

    究其原因，是因为在公元前13世纪50年代时，埃及与赫梯帝国的争霸使两国的国力都受到极大损伤，而与这两国有着密切贸易关系的迈锡尼文明也受到巨大的经济打击。又由于东部地中海地区的各个文明是互相联系的，埃及和赫梯文明的衰落，无疑会给迈锡尼以一定影响。从迈锡尼内部说，国内战争频繁，王位不断更迭，局势动荡不安，国家已成江河日下之势。就这样,迈锡尼一步步地走向衰亡.而最终把它推向毁灭的,就是一个充满活力的野蛮民族:多利亚人.

    多利亚人南下征战几十年,使昌盛的爱琴文明陷于衰落,希腊地区陷入一片黑暗之中.然而,在这短暂的黑暗之后是更为辉煌的文明,希腊文明继承了爱琴文明,蓬勃地发展起来,成为现代欧洲文明的起源.

    在希腊文明中，最著名的毫无疑问是两个城邦：雅典和斯巴达。而让我们注意的是，这两个城邦的文明有着很大的不同。雅典的奴隶主民主政治得到充分的发展，发展起灿若群星的文化；而斯巴达的居民则崇尚武力，成为一个尚武的国家，文化事业几乎停滞。这与他们的民族构成似乎不无关系。 

    雅典人属于爱奥尼亚人的一支，公元前1600年就已经进入阿提卡。在希腊英雄时代，雅典人处于氏族社会阶段。与同时代的迈锡尼文明相比，雅典人无疑是落后的。然而，公元前1200年前，野蛮的多利亚部族南下扫荡，雅典未被征服而得以保全，成为伯罗奔尼撒难民的居留地。这个“落后”的雅典在希腊时代成为了先进地区。 

    从社会制度上看，雅典人的奴隶制经过了从初期到成熟的阶段，其政治制度也从“王政”、贵族政治和僭主政治，最终发展成为奴隶主民主政治，成为西方世界民主政治的开端。雅典的民主政治在现在看来无疑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例如，它只在奴隶主和自由人中实行，它的实施需要有财产的保证，它把广大妇女、外邦人和奴隶都排除在外，等等。但是，雅典民主政治的攻击却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它的一系列措施——抛开当时奴隶制的局限性不谈——都使雅典政治走向一个民主的极端。当时的雅典，有九雅康委员会、民众大会、最高法院等机构，官员都有固定任期，每个公民都亲身参政，等等。正如一句名言所说的：“在雅典，每个人都是总统。”雅典的民主气氛使雅典人的爱国热情与文化艺术得到很大发展，在希波战争中，雅典人受爱国精神鼓舞，为保卫自己的文化、语言及祖国的独立、人民的自由而战，取得了英勇的胜利。 

    相比之下，斯巴达人就没有雅典的民主风气。斯巴达人的政治制度在经过数次变迁后，最终停留在奴隶主贵族政治阶段上。虽然有民众大会等机构来决定国家大事，但日常政务还是被把持在执政官手中，其民主程度比起雅典来差了不知多少。斯巴达人氏族残余严重，政治任务不多，因此政治制度也较简单。比起雅典历史上轰轰烈烈的梭伦变法、克里斯梯尼改革、伯利克里改革来说，斯巴达的政治史简直乏善可陈。 

    雅典的商业也很发达，海上力量的强大使他们可以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这一切都为雅典文化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哲学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三位伟大的哲学家成为西方哲学体系的奠基人，以“爱智慧”的精神发展了唯心论哲学，其思想至今仍影响着世界。在艺术上，帕特农神庙表现了雅典高超的建筑水平，瓶画术也达到了极为精妙的境界。在文学上，埃斯库洛斯和阿里斯托份并驾齐驱，分别被称为“悲剧之父”和“戏剧之父”。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名副其实的史学巨著。在公元前五世纪，雅典是整个希腊的文化中心，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是最繁荣的时代，并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世界。 

    而此时的斯巴达呢？却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文化艺术成就。从斯巴达的国内现状来看，这也是不足为奇的。斯巴达是一个军事化国家，所有的男子都一生从事军事训练，甚至私生活也是军事化的。弱小的初生婴儿被抛弃，只有美丽健壮的婴儿才可以存活。这样的生活使斯巴达人性格沉稳而坚毅，但缺乏浪漫的情怀和热烈的情感。全国终年处于战斗空气的笼罩下。他们认为人数众多的希洛人会反抗他们的统治，一切活动都围绕着巩固奴隶制生产关系进行。在这样的条件下，难怪斯巴达会成为一片文化荒漠了。事实上，他们对人类历史的进步也是贡献很少的。 

    如果回过头来看看斯巴达人的历史，就会发现他们的祖先就是早年毁灭了迈锡尼文明的多利亚人。看来，这个“野蛮”的民族还是没能追上此地原来的发达文明。不幸的是，继迈锡尼文明毁于多利亚人之手后，历史重演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强悍的斯巴达人战胜了雅典人民，取得了胜利，结束了雅典的奴隶主民主政治，并以三十寡头政治取而代之。虽然雅典的失败是奴隶制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它所引起的后果仍不能说是正面的。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希腊地区的局势处于极度的混乱之中，而北方的马其顿国家却日益强盛起来，并趁乱南下，征服了希腊。 

    历史在这里又呈现出了它的规律性。当时多利亚人战胜迈锡尼是因为迈锡尼的对外战争和社会发展引起的内部矛盾使它趋于衰落，而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人取胜又是因为雅典高度发达的奴隶制使国内阶级矛盾激化，现在，繁荣的希腊诸国被他们所称的野蛮人马其顿征服，同样是因为他们的奴隶制太过发达而引发的贫富尖锐斗争所致。马其顿人在作为征服者时还处在奴隶社会的初期，刚刚拜希腊诸国为师，模仿实施了一系列军事经济制度。它之所以能取胜,是因为当时它的奴隶制生产关系还未充分发展，比较希腊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内部矛盾尚未尖锐化，全国能团结一致，战斗力强。太过于先进的国家往往会有“死于安乐”的结果，而拥有新鲜血液的落后民族反而能“生于忧患”，这是历史常开的一个玩笑。 

    自马其顿人的征服后，亚历山大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开始实行东西方文化合流的政策，有力地促进了希腊和其他地区和国家的交往与融合，使文化事业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一阶段的文化被称为后期希腊文化，是希腊文化与埃及、巴比伦、波斯等国文化融合的新成果，同样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一页。这些史实说明，战争和野蛮的入侵无法阻止文明前进的步伐，落后的民族最终还是要接受和发展先进的文明以维护自身的政权。此后的时期里，希腊地区的文化传统也得以传承延续，继续书写着人类的历史。

关注低龄失业人群 

    今天的中国每天都在进行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又面临着许多重大的问题。在解决了吃饭问题后，就业已经成为目前中国最大的难题。大多数人现在还只把目光投在因国企改革、经济结构调整而产生的下岗工人及其他失业人员身上，但事实上，他们远远不能构成失业人员的主体。还有很大一部分失业人口由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以及城市的新增劳动人口组成。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对失业人员中的低龄成员（包括城镇的和乡村的）进行具体的分析，主要内容涉及他们的就业现状、造成他们失业的原因、他们所面临的社会问题、解决他们失业问题的可能出路，以及他们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等等。 

在对失业人员的成分进行研究时，我们发现，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在失业人口中，不同年龄段失业人口占失业总人口的比重随年龄段的增大而不断下降。15-19岁占22.2%，20-24岁占 20.5%，25-29岁占14.5%，30-34岁占12.3%，35-39岁占11.6%。40岁以上各年龄段的比例均在9.1%以下。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失业现象集中发生在15-24岁年龄段，下岗人口年龄段所占的比例反而很小。同时，从近几年的数据看，失业、无业人员中的低龄人员比例也在不断上升。以高等教育学校的就业情况为例，进入21世纪以后，高学历人员的失业率开始不断上升，到2001年全国重点高校毕业生的初次 就业率降为82.75%；一般院校的初次就业率迅速下降为68.2%；高等专科学校的初次就业率为41.23%，不到一半。总体上看，至少30％的大学毕业生一毕业就面临失业。农村的土地所有制改革和城市化进程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在这些农民工中，明显地出现了年龄的分层：初次外出发生在80年代的农村流动人口与初次外出发生在90年代的农村流动人口分别归于第一代和新生代。80年代外出的农村流动人口现在平均年龄已经达到 30.86岁，而90年代外出的农村流动人口平均年龄则只有22.99岁，同样出现低龄化趋势。这些数字都表明，中国的失业大军中正有着越来越多的年轻成员。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低龄失业者呢？首先，这是由中国庞大的劳力数量决定的。进入20 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人口的增长经历了两个高峰，一个1982年，另一个是1987年。其中，城乡
的峰值阶段有所不同，且两者之间的峰值在时间轴上接续出现。总体而言，如果以16岁作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起始年龄，那么1998年以后，由于人口自然增长所导致的劳动力数量将会持续增长，并会一直延续到2010年左右。如此多的劳动人口和有限的劳动机会所造成的结果自然就是日益增大的失业队伍，越来越多的年轻劳动力面临着找不到工作的困境。其次，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第一、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第三产业有了明显的发展。这一变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是，第一产业不应 当继续增加就业，第二产业不创造新增就业，第三产业创造新增就业能 力大幅度下降——一句话，三大产业吸收劳动力的总体能力在降低。就业机会的减少更加剧了年轻劳力的失业情况。第三，城乡中其他年龄段的失业人员对低龄的失业人员形成了竞争。许多下岗失业职工加入了找工作的大军中，与低龄人员相比，他们具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和生产技术，无疑对其造成了一定的威胁。一些离退休工作人员也参与到市场中来，使原本严峻的就业形势更加雪上加霜。第四，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和高等教育的普及，使众多农村和城市青年面对着失业的难题。农村劳动生产率的发展使大批剩余劳动力离开土地，前往城市寻找机会。高等教育日益失去了其“贵族化”特征，使“天之骄子”们也不得不四处奔波寻找工作。另外，农村青年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和城市中独生子女对父母的依赖也是这一年龄段的人口失业率增多的原因。许多农村青年即使找不到工作也不愿回农村；而城市里的青年依靠父母衣食无忧，并不把找工作看成必要的事。

这些低龄失业人员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是不同的。这些不同主要由城乡差距造成。以城镇情况而言，对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长表数据中“未工作人口的生活来源”的分析表明，父母几乎是他们的全部生活来源。15-19 岁年龄段的未工作人口中，98.4%的生活来源于家庭；20-24岁的比例也 有90.9%；甚至25-29岁的也有80.3%。这一数据充分表明，这些失业人员并没有像中年的下岗工人一样，面临着扶老育幼的家庭责任，父母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生活来源。另外，就城镇青年所接受的教育而言，他们对一切都怀有一种轻松的游戏态度。他们没有对就业的强制性需求，他们可以不工作就生活的很好，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独生子女，他们生来就已经衣食无忧。就业对于他们而言只是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只是寻找成就感的一个渠道，所以对于他们而言，就业的首要前提是他们喜欢，而不是像他们的父辈那样为生活所迫。但对农村青年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们身上背负着比城镇青年重得多的担子：父辈没有为他们提供丰裕的物质生活，他们可能还要反过来承担家庭的重担。他们大多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对城市生活有一定的了解，而且渴望、向往城市的生活方式。许多人离开家乡，不仅是因为城市中任何工作都可能取得比种田多的收入，还因为城市能为他们提供娱乐、卫生等乡村不能提供的东西。这也是许多农村青年即使没有好工作也不愿回乡务农的原因。但同时，他们面临的是一个“悬浮”的困境。他们与城市格格不入，即使努力也无法获得城里人的认可；同时，他们又早已不属于生长于斯的乡村，他们竭力脱离，却割不断与家乡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既不是城市人，也不是农村人——总之，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呈现不明确和不稳定的趋向。

那么，这些低龄失业人口有望从事什么工作呢？让我们先看看他们的教育情况。从长表资料中，我们发现，一半以上失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占50.7%；接下来是高中，占27.9%；再接着是小学，占9.2%。此外，我们还发现，大专和 中专生的比例之和达到了10.8%，余下的比例都不足1%。很显然，这个分布证实了我们在失业人口年龄分析中的判断，即低年龄段的初中毕业生是失业人口的主流群体。15-19岁的初中毕业生主要来源于农村。这些人结束学业，大多出外打工，所干的职业也大多是体力活和操作活，其中也包括了服务业。同样，城镇的初中毕业生也只能从事类似的职业。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2年第三季度对89个城市劳动力市场调查的结果，在主要城市求职群体中，大多数是年轻的文化程度为初中和高中的失业人员，而不是文化程度为初

中的中年下岗人员。以他们目前的教育水平而言，他们也只能从事体力活、操作活、服务业和商业等行业。另外，对比农村青年“有活干就行”的态度，城镇青年则有着挑肥拣瘦的心理，太累太脏和不体面的工作，大多由农村劳动者承担。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就是高等教育失业人群的出现。从90年代开始，每年必然有100多万的固定劳动力注入市场。1999到 2003年的增长幅度又是最大的，各个高校的增长幅度普遍在10%～20% 左右。“就业难”成了大学毕业生面临的普遍问题。有30％的大学生成了“毕业就失业”的人。

对于这些失业人口的就业难题来说，最根本的解决方法还是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就业机会的增加。在全球化的今天，我国所具有的最大优势还是大量的低价劳动力。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制造业仍将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也将产生更多的就业机会。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也会给失业青年提供一些工作职位。随着所有制的调整，私营、合资、外资企业的发展，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发展，也必将会为低龄失业人员增加就业机会。合理实现农村劳动力在城市的着陆，也会有利于就业难题的解决。从这些人员自身而言，很多人积极提高自己的工作技能，为自己增加就业可能性。许多本科毕业生为了避开紧张的就业局势，走了继续读研的道路。对亲友介绍、社区帮助、国家指导等多种就业途径的有效利用也会有助于他们的就业。但是从总体上说，这批人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仍将面对就业的困境。2亿左右的失业人口不仅现在，而且在将来10-15年间仍然是中国社会必须面临的最重大的社会问题。这是由中国劳动人口绝对过剩引起的必然现象，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必然问题。

那么，这些失业的低龄化人群会对社会造成什么影响呢？首先，如此多的适龄劳动力找不到工作，是对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特别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没有工作，更是社会的损失。其次，这些青年没有工作，很容易对社会造成一定危害。城市无业青年组成的团伙、流浪在城市中的农民工往往是影响社会治安的重要原因；还有的没有工作的农村青年联合起来，多成为危害乡里的集团。另外，严重的失业、无业情况还会引起人们的不满。但是，这些情况不会达到爆发社会骚乱的程度，因为无论在城镇还是在乡村，都没有达到相应的组织程度，不会形成大规模的社会对抗群体。这些低龄失业人群并不会造成“炸弹式”的危害，尽管如此，对他们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还是应当有正确的认识。

参考文献：邱泽奇《爆发点在哪里——失业问题对中国社会稳定的影响》 

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问题》 

李培林《21世纪的挑战：中国就业市场的形成和劳动关系的变动》 

李培林《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新趋势》 

胡鞍钢《世界最大的就业战争》

从有声到沉默

                                       ——论康雍乾时代知识分子的转变

    康乾盛世，确切的说是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君主的“回光返照”时期。在这个阶段，清王朝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在文治、武功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盛世之名，由此而得。但蕴藏在盛世背后的，却只是帝国落日的余晖。统治者把专制的力量伸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秘密立储、奏折制、军机处、海禁政策，无不体现了君主的高度集权。仅从康雍乾三帝对文化方面的控制政策来看，就可以发现当时君权的集中已经到了极端的程度。

    作为一个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王朝，清朝自然免不了被汉族知识分子抵制的命运。清初，明朝的遗老遗少们固执地不肯放弃原来的王朝，特别是明朝的大儒们，更是以笔墨为刀枪，著书立说以反清复明。清初的三位大家：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就是坚守传统文化的典范。他们无力反抗这个朝廷的政权，就只有守住传统文化这一块阵地。即所谓的“壁立万仞，只争一线”。他们进行了一场痛定思痛的文化反思，这使先秦“夷夏之辨”从零散的伦理言说发展到完整的理论表述。这也使以后的文化民族主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并且无论是理性触及的深度，还是感性诉诸社会动员的力度，都几乎可以说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

然而当顾炎武和王夫之相继去世后，活得最长的黄宗羲却看到了他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他经历了康乾盛世的开头。他看着清朝的统治者们在维护了他们的武力统治后又巩固了他们的精神统治：几乎所有的文人士绅都放弃武力抵抗，认同新王朝的政治合法性；最不能看到但历史强迫他看到的，还有更为残酷的第三层：康熙不仅认同了前朝的历史文化，甚至宽容他对这一文化政策转向的最初抵抗，从容等待他从岩穴隐居中走出，新朝天子以更沉着的自信跟着他来“保”其文化“天下”了！这样的转变令他无法适从，也令一大批人无法适从。这些知识分子不明白自己该怎样接着维护前朝——既然唯一的联系已经断裂，唯一的阵地已经失去。统治者承认了他们的文化，这就使他们不能再把维护传统文化作为忠于前朝的理由。而这也正是康熙之后的统治者们聪明的地方。他们承认了自己作为外族的文化弱势，并坦率地接受了汉族的文化。他们清楚地看到，知识分子们不会太长久地坚持他们的立场，前朝遗老和文化顺民之间，就只差那么一层薄薄的窗纸。只要统治者肯接受汉族的文明，这层窗纸很容易就可以捅破。正如前人所言，“他们只要一跃而为文化清流， 这是螺旋的左半圈；二跃而为政治犬儒，这是螺旋的右半圈；如此超越再超越，画完一个圆，也就落到地面实现了从文化到政治的软着陆”。与此同时，统治者也就使知识分子们完成了对强权政治的承认。统治者在纸的这一边只要跪下一只腿——认同对方的历史文化， 就能赚得对方在这张纸的那一边跪下两只腿，全方位认同新的统治秩序。到最后，反清如黄宗羲，也不得不屈服于清朝。晚年不得不与新朝权贵交接，为儿子谋取文职进入史局，尤其是安排学生万斯同、万贞一等人下山入京参加《明史》修纂，为争得历史文化的编撰权，不惜在政治操守上打一个折扣。这样的康熙是从容不迫的，他从容不迫、胸有成竹地看着除了黄宗羲之外，又有一大批的知识分子放弃了自己的操守，转而承认了外族建立的清朝，承认了这个宽宏大度的君主。康乾之世，就是这样一步步实现了知识分子们从文化自矜到政治顺从的转变。

对士大夫，特别是明朝遗民的拉拢，还体现在后面的一系列文化措施上。康雍乾三位皇帝不光自身注意学习汉族文化，更注重通过满足士大夫们的入仕需要来平复他们的反抗，消除他们的“从逆之念”。在康熙时期，反清武装斗争基本已经宣告平息，统治者对汉族士大夫的政策转为笼络为主。康熙年间开设的“博学鸿儒科”，就是专门拉拢士大夫中的知名人士的。非常优秀的人才还被从全国各地调去篡修《明史》，不仅一批原本自命清高的名士纷纷入于清廷彀中，拒不从命的遗民们也因为清朝并不过分相逼而缓和了对清的态度。这次《明史》的修篡，更使得一般民众对清的印象大为改观，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康熙、乾隆还曾多次巡视江南，所到之处召见名流学者，赐以官位，或考察当地士子，授以官职。乾隆还对清朝一些鄙视汉族知识分子的官员们说，“修己治人之道，各载于书”，因此“书气贰字，尤为宝贵”。并说自己每日读书论道，也不过是个书生而已。其优容知识分子到如此地步。这些手段，对于知识分子立场的转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清朝的统治也通过了这些措施得到了巩固。

对于不肯安分的知识分子们，皇帝们采取的不仅是嘉奖、拉拢的手段，还有各种隐形的限制。尊崇程朱，就是康乾时候给读书人套上的一条软枷锁。康熙后期，以“御篡”的名义汇编《朱子全书》，又编写大批体现理学思想的解经、注经著作。为表示对朱熹的尊崇，康熙还把他列在了孔门弟子“十哲”之后，让他做了第十一哲。康雍乾皇帝本人也精研理学著作，以“道统”的继承人自居。康熙曾说，“果系道学之人，惟当以忠诚为本。”其真实目的，可见一斑。听话的人，就是“道学”；厌恶的儒臣，就变成了“假道学”。用刻板的理学圈住了人心，大清的朝廷自然稳稳当当，安如泰山。这种情况发展到最后，就产生了著名的乾嘉学派。清初的时候，顾炎武还在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还在号召知识分子身体力行，关心国事。到康乾时候，这种风气已经被压制了下去。很少有人再去对国事进行批评，生怕因为这个进了牢房、丢了脑袋。清朝的两大显学是经学和小学。小学家研究的是文字、音韵和训诂，吃的是语言文字饭；经学家则埋首经书，整理了《诗》、《书》、《礼》、《易》和《春秋》，还鉴别了一些书的真伪，搜集了一些散失佚亡的古籍。而对于社会的动荡、政治的变迁，乃至皇帝的得失，知识分子们不再关心，也不敢关心了。大多数人文学者都皓首穷经，埋头于古籍之中，为了穷究一个字，可以考证千言。但对于时政，却都噤若寒蝉，一言不发。这种情况持续了整个清朝，终于有了清末龚自珍“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悲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关心时政的批判传统，也就此大致了断。

修书也是清朝统治者拉拢知识分子的一大有力手段。不少大儒就是为了修书而走出山门，进而通过修书而接受了新朝，半推半就地成了清王朝的文化顺民。事实上，清朝的大型图书的编篡工作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的编修即在这个时段。然而深入思考后我们就可发现，这些成就也有着很大的局限性。除了《康熙字典》外，整个清朝的字典业可以说是一片萧条——因为没有人敢指摘《康熙字典》。而在《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的编著过程中，大量的史实被篡改，大量的书籍被销毁，一切都围绕统治者的意志进行：传统文化面临着被斩首的处境。经历了大型类书的编篡后，许多书籍和历史就此消失了。剩下来的只有皇帝们希望剩下来的。

这种文化专制使我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文字狱。这个古已有之的现象在清朝被发展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度。康雍乾三朝，文字狱的频发和误判几乎接近疯狂。康熙朝对汉族分子的写作还一直以宽容为主流，除了戴名世的《南山集》之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案子。而到了雍正朝，文字狱明显增多，有案可查的就有二十多起。最著名的当属吕留良的文字案，在这起文字狱中，吕家的男女老少一百多口都被处死。到了乾隆朝，文字狱更是高潮迭起。乾隆皇帝对文字的苛求到了病态的程度，也因此产生了王锡侯的《字贯》案等一系列大案。整个清朝被文字狱弄得人心惶惶，敢于说话的文人都成了文字狱下的牺牲品，还有一部分官僚脱离了自己原来的知识分子的行列，摇身一变，成了文字狱的推波助澜者。最后剩下的人也不再敢乱说乱动，老老实实地搞起了古书和考据。这样一来，统治者自然可以高枕无忧了。

通过这些措施，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成功地实现了知识分子的转型：从明朝的知识分子变成清朝的知识分子，从国家的观察者和批评者变成单纯的学术研究者。也正是在这种政策下，清朝实现了它统治的巩固。但同时，它也不再能听到批评的声音，并在盛世的太阳下一步步走向末路的阴影。长夜无歌，万马齐喑，大清帝国就这样归于沉默。

大国的崩溃与主义的末路 

                               ——论苏联的解体和国家制度的转变 

    苏东剧变是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而在这一系列国家的剧变中，苏联的解体无疑又是最让人震惊，影响力也最大的一个。苏联为什么会突然走向崩溃？一个唯一能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是怎样走上解体的道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传统的苏共捍卫者坚持认为，苏联的解体是西方国家长期不懈的破坏运动的结果。他们声称，苏联一经成立，就遭到了来自资本主义阵营各国家的敌对。英美等国家还千方百计地对苏联进行经济上的封锁，政治上的抵制和思想上的渗透，力求使苏联走向灭亡。等到斯大林死后，苏联局势动荡，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更把苏联推向崩溃的边缘。这时，一直伺机破坏的资本主义国家终于有了机会。这种说法当然不无道理，但是完全把苏联的解体归罪于外来力量的破坏是不负责任的，任何时候事件发生的最根本原因还是来自于内部，何况这一说法的持有者本身也承认，是苏联混乱的国内情况给了外来势力以可趁之机，后者才能下手。 

    西方国家的学者，特别是社会主义的反对者认为，这是必然的结果，是“民主的胜利”。在20世纪初期，俄国和附近国家都处于专制统治之下。在这个时刻，列宁为首的共产党把俄国人民从“沙皇的魔爪中”解救了出来。在这之后，新成立的国家又经历了一战的打击和其他敌对国家的围困——为了度过这些难关，社会主义的俄国同仇敌忾地忍受了长期的艰苦生活，一直到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国民经济开始好转。苏共的政权也更加巩固。但事实上，危机时代将强势政府正当化，当危机时代的记忆逐渐消退时，社会也就开始排斥军事统治。也因此，在苏联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几十年后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高度集权的政治显得格外难以忍受。对比其他西方国家的民主和生活的优越性，苏联的种种不足——生活品的缺乏，经济的失衡和国家计划调控的笨拙，使人窒息的政治体制等等，显得尤为突出。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由于苏联的国家制度导致，因此人民的矛头纷纷指向这一制度及其背后的主义，即哈维尔（Vacalv Havel）所谓的“后极权主义”：极权主义在这些社会里并未强大到足以抹煞民主理念，然其正统性却成为其后民主化的桎梏。 

    所谓正统性，即该制度在本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及长久的习惯优势。一个没有正统性的政权会更容易被推翻。而苏联走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其正统性正在日益沦丧。这一正统性危机主要来自于当时的经济危机。从1928到1975年，苏联的GDP增长速度一直远远超过美国，但在70年代中期，成长率开始缓慢下来。苏联的经济问题还反映在它严重失衡的产业比例上，国家的大部分资金投入在重工业上，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日用品生产则严重落后。百货公司门前的长队成了长期以来苏联国内的一景。苏联的经济体制是国家控制的计划经济，任何一件商品的生产都在国家计划中，它的不灵活使国民经济遭到了极大的危机。苏联的计划经济可以使它进入煤铁时代，但却不能应对信息时代的需求。而经济问题放在更大危机的脉络中，是与整个体制正统性相关的危机。经济的挫败，引起了民众对于共产主义信念的反感，暴露出社会基础结构的脆弱，最重要的是，经济的危机还导致了思想控制的失败。人们对于政府要求他们做出的牺牲抱有燃烧不已的愤怒。事实上，从战时共产主义到大清洗运动，每个家庭都遭受了损失。对于不正当、不应有的牺牲，苏维埃政权没有负起责任。而且人们也发现，在这个号称没有阶级的国家里，阶级的分化已经悄然显现。新的阶级已经兴起：党国精英。他们用自己的权力给自己谋取了许多不应谋取的利益。这带领着整个社会走向权力的腐化。 

    在十九世纪，欧洲对俄罗斯人的观点是“在奴隶状态中一筹莫展，除恐怖与野心之外什么都不想接受的种族”。他们对民主没有兴趣也没有准备，俄罗斯人在苏联的体制下追求的是安全、秩序和权威，希冀分享苏维埃政权赐予的帝国雄风和超强地位这一类的特别的恩惠，而自愿居于囚禁之中。就是这样的民族也忍不住要呼唤政治体制的改革，他们开始追求自主和尊严，抓住了一切机会向共产党投下反对的一票。最后联盟解体，苏共下台，西方学者称，这是苏联人“政治的成熟”。 

    说到这种转变，就不能不提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戈氏的改革是苏联解体的导火线。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以“公开性”、“自由化”及“民主社会主义”为标志，在经济、政治上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改革把苏联推向了末路。 

    戈氏最先改革的是媒体，他提出了媒体的“公开性”，一时间，《星火》周刊、《真理报》等国家一流媒体都更换了主编，其性质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从前只为政府做宣传、充当大众蒙蔽者的媒体纷纷表白了自己的非官方立场，宣布自己成了彻底的自由媒体。以前的内幕大量的被揭发出来，包括一些黑暗的足以让人民对国家失去信心的事实。思想文化领域的开放使国内思想走向多元化，国内的知识分子都被西方吸引，大量地在媒体上宣扬革命性观点。戈氏的“自由化”又使得这些思想的传播不受限制，这对苏联来说无异于慢性自杀。对以前案件的平反和对过去历史的审判，包括对前领导人生活的揭发，都使苏联的思想处于极端混乱的状态。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另一个重点是经济。他实行高度的企业自治，决定权下放到加盟共和国政府以及工厂、农庄等生产组织。经济自由化的后果是严重的：由于中央领导人的频繁变动、黑市活动的猖狂以及官员权力的滥用，经济问题层出不穷。普遍消费品匮乏、物价大幅上涨、卢布贬值、政府赤字增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由此还引起了罢工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苏联面对着严重的困境。 

    这时候的戈尔巴乔夫已经失去了国内党国精英的支持，他们的利益明显因为戈氏的改革而受到了损失。而戈尔巴乔夫对于采纳激进的经济改革政策还心存犹豫。他面临着被抛弃的命运。正如根季纳·佐特耶夫所言：“也许我们需要一个非共产党的政府，只有这样的政府才能劝说国家付出引进一个真正市场的代价。”戈氏的政治民主化改革使党的力量下降。在以前，党的成员控制了几乎所有的政府重要职位，而到民主化改革的最后，政府开始拒绝通过党的决议。戈尔巴乔夫失去了精英的支持，也破坏了原来国家的组织结构。 

    于是，原来的党国精英们开始筹划推翻这个制度。他们在这一变革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精英们多是企业的高级领导层、主要媒体的主编、银行金融业的领导等。他们就是前面提到的、分化于普通民众之上的新生阶层，也是整个国家的支柱和基础。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就已经开始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获利。在80年代时，他们开始从事私人生意。他们抛弃了无用的意识形态，把资本主义引进了苏联。党国精英执着于方法，他们注重实际性，追求物质与权力。一句话可以很好的反映他们的心态：“我是共产党员，但不是共产主义者。”在苏联，统治体制没有经济上的束缚，只维系在历史、文化、情感的纽带上，官员被称为“公仆”，并理所当然地被认为要为公众服务。但是当面临物质私利时，这种体制就会很快失效。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使苏联转向了资本主义，与西方的对比使党国精英意识到自己与其他国家精英们的差距：物质报酬少、其他待遇也低。他们意识到自己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可以生活得更好，于是他们以一种飞快的速度向资本家转变着。在1987年，部分精英开始成为资本家，到1989年时，精英资本家已是遍地开花。当时的苏联面临着三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采用戈尔巴乔夫式的民主化，实行地方分权；第二个选择是仅进行点滴改革，回归旧体制；这两种选择都是精英们所不愿见到的，于是他们提出了第三条道路：实行资本主义。 

    为什么不实行资本主义呢？既然这符合党国精英们的利益，并且得到其他一部分人的支持，并且不会受到群众的反对。于是，改变的必要性就得到了普遍的承认。知识分子，西化的知识分子，被西方的思想所吸引，一心要在苏联建设西化的制度；经济学家也鼓吹资本主义，他们要求让市场调控一切，何况他们本身还能从中获利；私人业主热情地讴歌资本主义，他们希望它能在更广的范围内实行；而这些势力，依靠的就是党国精英的力量，也是决定性的力量。于是，变革发生了。这些精英们亲手拆散了苏维埃的联盟，并在苏联的土地上推行起资本主义。至于他们自己，仍然坐在原来的精英位置上，并且得到的利益更多。所以，这是一场来自上层的革命。 

    民族矛盾也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斯大林的“一刀切”强迫政策和超越实际的民族观都使民族矛盾加深升级，并最终导致了各加盟国的脱离。但这与制度的变革没有太大关系，反而是长期的经济政治问题导致了民族矛盾的加剧。 

    就这样，苏联解体了。它的解体现在并不能说明共产主义的错误和社会主义的失败，但是这个超级大国的崩溃至少说明了一种模式的失败，即“后极权主义”的挫折。这也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中所必须思考的问题之一。

男人是非常难以了解的动物。

     这个感觉这两天变得越发强烈，因为某人，某人，某人和某某人……

     红心A，黑桃K，方片7，在某个时间曾经同时非常非常紧密地围绕在我周围。哦对了，之前还有个梅花Q。

     梅花Q说，他以后会永远不让我哭，他说他知道我心里所有的忧愁难过，他甚至知道我义无反顾地在喜欢某某人（我给他起个代号叫做水仙花）。他说他可以包容我。有段时间我几乎要接受梅花Q，因为他对我几乎是无微不至的好。可是后来我还是离开了他。因为我说，即便我和你在一起，我还是会喜欢水仙花。我问他，你可以接受么？梅花Q说，可以啊，我有信心等，你和我在一起会慢慢忘了他。我说，你相信自己，可我不相信你。梅花Q作为决绝的天蝎座，对我说，那么我们以后永不相见吧。我说有必要这样么。梅花Q说，有必要。于是在九月的一天，凌晨4点半钟，雾气氤蕴的天气里，梅花Q低着头很用力地迈着步子，走出了我的生活。梅花Q最初离开的时候，我并不十分伤心。可是后来我越来越想念梅花Q，然后几个月后，我通过某种途径得知，梅花Q已经找到了他的Q伴侣，在未名湖边过着只羡鸳鸯不羡仙的生活。据说很幸福。

     还有一段时间，小丑一很频繁地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小丑一其实并不丑，反而相当英俊。他似乎永远离我很远，但有些时候格外开恩地让我离他很近。他有很结实的手臂和很有力的怀抱，正经起来的时候就能给我很多温暖。而且才华横溢，其他方面恶贯满盈。小丑一教会我很多东西，有了和小丑一的接触后，我开始想，要不要忘记我的水仙花。但是越和小丑一呆在一起，就越发觉得水仙花的不可替代。水仙花让我变成纯洁的雏菊，而小丑一永远让我觉得自己将要变成一朵腐烂的玫瑰。我和小丑一持续了一段短暂时间的奇形怪状的关系，后来小丑一就走开了。他永远无法驻足于我的生活。当然也包括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小丑一的心已经学不会停留了。

    之后——刷刷刷，红心A，黑桃K，方片7，齐齐出现在我周围，速度快得惊人，整齐一致得叫我目瞪口呆。方片7非常非常温和善良，可是他撇不下他远方的方片8。于是我和方片7保持着亲近而不失分寸的交往。与方片7的交往最让我开心，因为毫无压力。后来方片7终于打定主意，要和方片8一起走到很远的地方去。我祝福这两个方片，因为我知道我根本就不适合方片7。方片7什么都没有说，做事又有节制，在我和方片7在一起的日子里，我感到他是我遇到的难得的聪明人。

    然后是红心A。红心A像我遇到的大部分男生一样聪明，但是比别的男生都要骄傲。红心A有时候觉得我非常浅薄，有时候又觉得我懂得一些他不懂得的东西。红心A试图教会我一些东西然后控制我一部分生活。红心A热情似火。我对红心A说，你这么热情以至于我害怕。红心A说，我一向跑得很快啊。后来红心A也知道了水仙花这个人的存在，却装得满不在乎。红心A嘲笑我，又小心翼翼地挽留我。在我慢慢地走近红心A的世界时，我发现他对我不怎么关心的东西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又错误地以为我也关心那些东西。红心A以为我是个什么什么样的人，但是其实我不是。于是红心A飞快地离开了我，速度如同来时一样快得匪夷所思。

    然后是黑桃K。黑桃K在这一年中一直以巧遇的方式出现在我的生活。后来黑桃K说，我们不能依赖巧遇了，我们要抓住生活。于是我们像计划好了一样安排我们俩的每一次会面。在我不了解黑桃K的时候，黑桃K看起来是放肆而聪明的男孩子。后来我了解了黑桃K，发现他居然索然无味。黑桃K放肆而无礼，聪明而浅薄。我落荒而逃，黑桃K紧追不舍。黑桃K说，不

是你同意我们有计划中的会面么？我告诉他计划永远没有变化快，我有权利对自己每一个决定反悔。黑桃K负气离开了我，然后又不时回头，告诉我如果我想他还可以马上回来。但是其实，我对黑桃K已经毫无兴趣。

    现在我每周定时和我的水仙花在一起，过着我自己才体会到的幸福生活。有时候我会遇到红心A，他就对我摆出漫不经心的样子；有时候我会遇到方片7，他依然如以前一样温和善良；有时候我会遇到黑桃K，他总是毛手毛脚让我心烦；我最想再看到梅花Q，可是我已经答应永远不再和他见面；偶尔我会见到小丑一，小丑一在2005年的年初无比忙碌。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回顾了我的扑克牌们，我想，这些牌非常漂亮，拿在手里让我充实满足，打出去的话也会很有面子。可是我放置了太久，它们一个一个地长着脚离开了我。我不无凄凉地告诉自己，没有什么是你能够把握的。从某一个瞬间开始，我就丧失了对自己和对别人最基本的信任，我抱紧双肩，充满了簌簌发抖的不安全感。我开始更加热爱水仙花，因为我爱他，与他无关。他用故作的不知情保留我最后一点享受爱情的空间，他并不特别热情，也不特别冷漠。他再自然不过地和我说话，像一个男人该表现的那样对我。对此我永远铭记，并且深深感激。

     现在我看到一些人，她们自以为很幸福，或者会幸福。如我所知，她们的幸福建立在某些男子的身上，因此摇摇欲坠。因为我的幸福悬而不决，我于是恶毒地宣布她们的幸福无法长久。就目前而言，像我一样想的太多，无疑会变成一个唠唠叨叨的老处女，并且没有丝毫哪怕是猪猡的快乐。我的快乐是我自封的，正如我的痛苦来自自身。等我有一天不再迷恋我的水仙花的时候，也许我会动身去找属于我自己的那一张牌。那张牌也许在某处等待着我，我不知道是那是张什么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不是红心A，不是梅花Q，不是方片7，也不是黑桃K，更不是小丑一。因为过去的永远不该再回头，一旦擦身，就是永别。

在这个晚上，我突然想起了我可怜的论文们。我写它们的时候付出了无数骂人的脏话和死掉的脑细胞，然后它们就被呈递给助教们，小瞄一眼后便无声无息。我可以听见我的论文们可怜巴巴地大喊：不公平，这样不公平！于是我决定把它们都贴出来，一方面谁失眠了就可以来看，另一方面如果有想写相关题目而又犯懒的，就可以copy它们的一部分。之前跟我打个招呼就行。我的论文得到了被公布与被欣赏的快乐，应该可以无憾了。

     此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