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辅导员丁小飞同志去中戏开会回来，告诉我们本届北京市大学生戏剧节的光荣、伟大、正确的主管领导以及评委们针对我们的戏提出了两条意见。领导们当然总会提意见，而且一条显然不够，只给我们提两条，算是给我们面子啦。
领导和评委们表示说，《紫荆花开》这个戏，反映了清华的两弹一星精神，在主题上是积极向上的、向党看齐的、无懈可击的（废话，你敢击两弹一星？~~~）；但是在具体的表现方式和艺术手法上，有这么俩问题：
问题一：
片段：红卫兵们冲进实验室，砸实验仪器、批斗方逸轩和李彤（两人皆为男主角，职业为科学家——作者注），还押上了方逸轩的妻子林颖岚，当众撕毁了他们珍藏的照片，等等。
领导说：“这段描写得太过激了，把红卫兵描写成了一群流氓（难道他们不是么？——作者注）。你们对历史的理解有所偏误，红卫兵也有多种多样的嘛（对，有男的，还有女的，有念高中的，有没上过学的……——作者注）。你们这样描写红卫兵，让那些当年受过红卫兵益处的人怎么想？！（哟，还有人受过红卫兵益处哪？站出来给我看看！——作者注）退一步说，就算是那些受过损害的人，他们受到的损害有没有这么严重，还有待商榷嘛~我们的国家走过一些弯路，但这不是我们应当关注的，我们不应当重挖历史的疮疤，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建议修改。（我操你大爷！）”
问题二：
片段：红卫兵被赶了出去，他们继续在窗外捣乱，向屋里扔砖头。砖头险些伤到正在运行中的设备，光宇（李彤的儿子，同为科学工作者——作者注）毅然转身站到窗前，用后背挡住了砖头。大家陆续都站了过去，牢牢地堵住了窗口。
领导说：“娃哈哈哈，怎么会有人这么笨！！！砖头不会用别的东西挡吗？砖头乱扔，砸到花花草草都会痛，更何况是人呢？你们还是清华大学的，智商应该很高啊，怎么会想到用人肉挡石头呢？这里太失真啦，有失真实，建议修改！人肉挡砖头，太傻了，娃哈哈哈哈哈哈……娃哈哈哈哈哈哈……（继续狂笑……我操你大爷的大爷……）”
我以后，可以偷，可以抢，可以乞讨可以卖身，但是我坚决不会当一名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因为操领导的大爷们虽然可以泄愤，但是终生这样下去，未免伤身。
September 16, 2006
坚决不当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
October 19, 2005
我即将成为一个进化社会心理学的拥趸
今天上社会心理学课，上周和这周讲的都是进化社会心理学（Evolutionary Social Psychology），经过两周的熏陶，我几乎成为一个进化社会心理学主义者了（这个称号好长，或许我该简称自己为E.S.P.er，^_^）。
说到进化社会心理学，其实是一门特别特别有趣而且非常实用的学问（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它的基本学科观点是把人当作一种同其他生物一样的进化有机体来研究，认为人是一种蕴涵着自私基因的生物，其毕生目标是使自己的基因得到延续，体现为两个方面：生存和生殖。所以这么学科的主要关注点体现为两个问题：1、合作/利他行为如何可能？2、如何寻找配偶？这周老师讲的就主要是“如何寻找配偶”，于是我们听得非常之爽。
首先，寻找配偶的过程就是性选择（sexual selection）的过程，其基本过程包括两个方面：同性竞争和异性选择。性选择理论的基本假定就是：两性在生育后代的过程中，其最低限度的必备投资的差异，引发了两性在性选择上行为策略的差异（伟大的理论啊！！！）。以此引发的推论是：投资大的性别方在性选择时会更为挑剔，而投资小的一方则往往面临着更严酷的同性竞争。我们以智人种（就是我们人类啦）来做例子，就可以提供有利的证据。就智人种而言，女性在生育中投资最大，因此在选择配偶时会更为挑剔；而男性在生育中投资很小，因此男性性别内部面临着激烈的竞争。
那么，究竟什么是“最低限度的必备投资”呢？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讲。首先，女人为了生育要付出卵子，每月只有一个，而且排卵期只从大约15岁到50岁，之后就不行了；而男人为了生育要付出一点儿精子（老师用了numberless来形容男人们的sperm……），而且几乎很老了还可以产生精子（讲到这里老师举例说，比如杨振宁……），所以显然这一局PK中男人占了上风。其次，在生殖过程中，女人要九月怀胎啊妊娠反应啊行动困难啊无法工作啊等等，男人们为了完成生殖只需要“一次动作”而已（这个“一次动作”也是老师说的，哈哈哈），所以这局又是男人胜了。最后，生下孩子后女人还要哺乳什么的，男人显然就不用。总之，一切的一切证明，女人在两性关系及生育中付出的最低限度的必备投资远远大于男人，所以在择偶上，女人自然要十分挑剔，所以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世界上的大多数类型的社会里，普遍存在的永远是男追女而非女追男的现象。
与此相关的有四个十分有趣的问题，都可以用进化社会心理学来解释，而且解释本身也非常有趣。
第一个问题是婚配制度和数量偏好。因为男性在生育上投资很少（一次动作和一点精子），而且可以不承担抚养义务（抛弃亲子或勾引他人老婆），且不用十月怀胎，所以男性往往更加想要更多的性伴侣，享有更多的性机会，觊觎更多的性体验，“所以，”老师铿锵有力地说，“男人天生淫乱。”这甚至在同性恋上也同样成立：男同性恋往往比女同性恋更加频繁地更换自己的男伴——尽管他们的行为早已与生育无关——这也是男性的淫乱已经渗入基因的一个铁证。说的远一点儿，男人和女人在性行为本身的反应不同也与最初的生理原因有关：原始社会里，男人和女人在火的掩护下××，男人们必须很快速的结束××以便起身查看是否会有狼过来袭击他们，而女人们就必须平躺在地上一段时间以使自己更容易受精，所以男人们在上床时只要三四分钟就OK了，而女性往往需要十几分钟或者更久。而当男人起身去查看狼群时，女人往往还没有进入状态，但是她只能继续平躺着好给精子提供接触卵子的机会。可怜的女人。
第二个问题是择偶标准。男女择偶的标准最基本的出发点无非都是好基因，所以好看而且健康的人无论什么时候都受欢迎。具体到女性来说，她们还希望男性提供有利于哺育后代的间接资源，外在审核标准为1、能力；2、意愿（愿意照顾女人及其孩子、愿意提供间接资源的意愿）。能力自然表现为社会地位等，所以女人往往找年纪比较大的男人，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往往都已经体现出来了，而不是像年轻男人一样处于潜力股的状态（老师又说：比如杨振宁……）。而这个男人是否有照顾这个女人及家庭的意愿，则主要表现为他对女人的承诺、爱和依恋。所以女人们天生就比男人们更重视承诺，她们在一段关系中最渴望得到的也就是男人的承诺，她们的安全感也主要来源于男人的承诺。这就可以解释女人为什么会一遍遍追着男人问“你爱不爱我”，或者一遍遍催男人说“我们赶紧结婚吧”……男人们则不一样。他们寻找配偶除了看外表之外就是看她是否具有旺盛的生殖能力。所以20多岁的女人最受欢迎，因为男人们都知道她们最能生育（老师提到了翁帆）。除了年龄之外，最重要的标准是看腰臀比例，女性为0.7（玛丽莲·梦露），男性为0.9（詹姆斯·迪恩）。所以细腰大屁股才是美。而男性大多不乐意承诺和付出，因为他们不用担负养育孩子的直接责任，所以巴不得只把种子撒遍世界，而不用做那个收割的人。
第三个问题就是青年男子的冒险。为什么15－20岁之间的男子最危险？为什么他们喝酒、打架、冲动而喜欢暴力？因为在求偶竞争中，他们尚未进入异性的视野（一般20岁之前的男子显然不具备什么社会地位），没有异性愿意向他们提供卵子；而在激烈的同性竞争中，他们需要通过暴力来证明自己的卓越和勇气。因此所谓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无非是其精子的无处释放而已。
第四个问题就是两性的嫉妒以及父权的不确定性（这点尤其有用）。无论是男是女，对稳定的两性关系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信任和焦虑。但焦虑的表现不同：女性往往担心男性是否不再爱自己，而男性往往怀疑女性的背叛。这就可以解释，要伤害一个女人莫过于告诉她“我其实从来没有爱过你”，而要伤害一个男人，只需要告诉他：“我跟别的男人上床了”。女人渴望从男人那里得到持续不断的资源供给以保证自己的生育和对孩子的供养，而对方能否愿意长期给予资源，则取决于（正如前文所说的）他对女人的承诺、爱和依恋。因此，从古到今所有女性在一段关系中最担心的问题都是男性的情感出轨问题（况且淫乱的基因是如此根深蒂固地深植于男人的身体中）。而男人担心的问题是，父权是无法确定的。母权可以确定，因为分娩过程保证了孩子是由哪个母亲生的。而父权是无法确定的，除非验DNA。所以电视剧里常有男人揪着女人问：说，到底是谁的孩子？！可是实际上基本上女人们也不知道那是谁的孩子（如果她确实生活很淫乱的话）。对于非亲生婴儿，男性的策略为杀婴或虐待。在人类中，杀婴已经被禁止了，但在狮群中，这种现象还普遍存在着。交配季节里，雄狮会杀掉和自己交配的母狮带来的幼仔，因为他无法容忍别的狮子的孩子生活在自己身边。而母狮为了保证更多的幼仔存活，会在一个交配季节里不停地和许多雄狮交配，以保证他们认不出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孩子（母狮好聪明啊）。为了防止女性给自己带绿帽子，男人还会对她们实行监禁（比如不
许出二门，等等）。由此可以打开有关婆媳关系研究的全新视角：婆婆和儿媳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媳妇生下婴儿后，婆婆关心的是婴儿能否遗传自己家族的基因，而媳妇关心的是婴儿肯定身上有自己的基因（至于其他的基因，管他是哪个男人的呢）。所以婆婆必须帮助儿子控制儿媳、监禁儿媳以保证自己家的孩子遗传了自己家的基因。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婆媳是天生的敌人。
总之，我觉得这个E.S.P理论实在是太有用啦。这节课让我听得兴趣盎然，因此我决定成为进化社会心理学的铁忠粉丝，哈哈哈哈哈哈哈。
March 11, 2005
从伊利亚特到特洛伊——史诗的文化变迁
从《伊利亚特》到《特洛伊》
——史诗的文化变迁
公元前六七百年前，古希腊的盲诗人荷马吟诵出了不朽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使一场持续十年的激烈战争永垂史册，使无数神祗英雄的名字在世人口中万载流传；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好莱坞的制片商拿出一掷千金的气派，将这一神话搬上银幕，打造出2004年最引人注目的大片《特洛伊》。从《伊利亚特》到《特洛伊》，这其中发生的到底是怎样的变化？从行吟诗人口中的长短句子到胶片拷贝上的一颦一笑，是真的如赞美者所言“重塑英雄的伟业，再现史诗的辉煌”；还是如批评者所说，只是一次“浮华的失足”？
I《伊利亚特》与《特洛伊》
A 羊皮纸——声光电
好莱坞的电影，特别是近年来的商业大片，无不以巨额的制作经费、强大的明星阵容、宏伟的场景布置和精致的电脑特技而著称。在《特洛伊》中，导演更是把这些因素运用到了极致。随便挑出一个角色都由明星饰演，随便挑出一个场景动用的群众演员就成千上万。在影片甫一开始，观众就可以看到骄横的国王阿伽门农是怎样带着数以万计、盔甲严整的将士来征服希腊的一个小国。而在接下来的过程中，人们更是可以欣赏到由数千万美金“砸”出来的豪华场景。无论是希腊船队的千帆竞发，特洛伊城的坚不可摧，还是皇室宫殿的富丽堂皇，太阳神庙的宏伟壮丽，无不令人瞠目结舌，无怪乎有人称之为“视觉的盛宴”。为了让影片更符合商业化的要求，制片方更是出动了好莱坞目前最当红的明星。仅海伦一角的挑选，就使大半个欧洲的姑娘们心驰神往。很多影迷慕名而进电影院，就是为了看看传说中的美男子帕里斯和第一美女海伦，到底能英俊美丽成什么模样。然而在看过电影之后，很多观众却依然认为，与影片中华丽的布局场景、闪亮的俊男美女相比，他们更怀念荷马在《伊利亚特》中沙哑的吟唱。例如，在描述海伦的美貌时，荷马说道：
“特洛伊人老一辈的首领坐谈城楼。
他们看到海伦，正沿着城墙走来，
便压低声音，交换起长了翅膀的话语：
‘好一位标致的美人！
难怪为了她，特洛伊人和胫甲坚固的阿开亚人经年奋战，含辛茹苦——谁能责备他们呢？
她的长相就像不死的女神，简直像极了！’”[1]
而在电影院的银幕上，尽管扮演海伦的女演员确实长得非常美，但观众们都觉得，她并不是自己心目中的海伦。那个海伦遥不可及，她的美貌只能作为脍炙人口的传说而风行于世间，又怎能由一张人类的脸来代替呢？同样，神武英勇的阿喀琉斯、英俊轻浮的帕里斯、老迈睿智的普里阿摩斯……众多人物纷纷现身银幕后，随之而来的反应却是褒贬不一。《伊利亚特》中永垂不朽的文字塑造出了众多栩栩如生的神和人，几个明星的个人魅力再大，也无法与传世不朽的文字相提并论。
特效、布景、化妆，还有为数众多的大牌明星，翻天覆地的宣传造势，亮闪闪的美元堆出了一部金光灿烂的《特洛伊》。相比之下，当年荷马《伊利亚特》的流传，真可以说是无声无息。荷马没有钱去做宣传，请大腕，他甚至没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他只是赤足走过一座座城邦，用自己的天才将英雄们的传说声声不息的吟唱。在美元的叮当作响声中，谁又能说荷马的声音是虚弱无力的呢？这个声音已经响了两千七百年，并且我们相信，在未来也会一直响下去。
B 英雄、荣誉、命运——战争、权利、爱情
以上的六个词语，分别可以做《伊利亚特》和《特洛伊》的关键词。
阿喀琉斯是英雄。赫克托尔是英雄。阿伽门农是英雄。俄底修斯是英雄。帕特罗克洛斯是英雄。一直到希腊军中、特洛伊城里，大大小小的英雄有无数个。正是这些英雄充当这塑造历史的生力军，以至于今天，黯淡了刀光剑影后，时间仍然冲不走这些熟悉的姓名。
而在整部史诗中，“荣誉”更是一个时时刻刻被人提到的字眼。例如，赫克托尔在打败敌人后宣称：
“一位勇敢的壮士，倒死在光荣的赫克托尔手下。
将来，人们会如此说告，而我的荣誉将与世长存。”[2]
英雄世界价值观的中心内容就是timē(荣誉)，他们把荣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维护自己的timē就是维护自己的人格、名誉和人际关系的公正。人生苦短，英雄们宁可战死沙场，也不愿庸庸碌碌苟活在人间。阿喀琉斯参战特洛伊，就注定了他死亡的命运。而他毅然奔赴异国的战场，不为别的，为的也是荣誉。
但事实上，在荷马的史诗里，有一种力量凌驾于神与人之上，即使是最伟大的英雄也无法超脱，这就是命运。人生的有限和在这一有限人生中对生命价值的索取，是荷马史诗探索、触及的一个最本质的问题。在评论古希腊悲剧时，加达默曾经说过：“人们从苦难中习得的，并不是某一样具体的东西，而是知晓作为人类的局限，知晓那将我们与神明区分开来的不可逾越的界限——这其实是一种宗教认识。”古希腊人早就发现生命短暂如白驹过隙，战争残酷如铁面无情，在苟安故土与战死他乡中，英雄们依然选择了后者。这是他们的个人选择。然而荷马仍相信，比英雄们的选择更强大、更来得不容违抗的就是命运。例如，阿喀琉斯的死就是注定的悲剧。整部史诗里，死亡是几乎所有人命定的归宿，命运安排好的生死，即使是神人也无法改变。但正是用有限的生命去抗拒无限的困苦，才体现了凡人试图冲破却又无法冲破自身局限的悲壮，这是人生的悲壮，人生的无奈，又是人生的伟大。
而在《特洛伊》中，我们看到这一切消失了。伟大的阿喀琉斯成了一个不时迷醉于女人乡中的酷哥，在需要自己出阵时就玩一阵拳脚挽回大局，时不时耍点儿小脾气，闹点儿个人主义，与敌方的女祭司在倾心交谈中一见钟情，时不时的言谈举止中还带点儿独特的个性招牌，无怪乎观众笑称，史诗中那个莽撞刚烈、英俊勇武的半人半神的英雄在电影中成了一个“漂亮面孔的愤青”。赫克托尔倒与原著中的人物还有几分相似之处，其他英雄干脆统统采取半蹲姿势，彻底衬托了此二人的伟大。堂堂一部爱琴海封神榜，最后闪耀的就只有两个名字，一个叫赫克托尔，一个叫阿喀琉斯。
说到荣誉，得了吧，这部电影里荣誉只占小得可怜的分量，剩下的都归于两个词语，一个是权利，一个是爱情。阿伽门农为什么出兵讨伐特洛伊人？因为他想统一天下，做希腊的霸主。于是种种勾心斗角应运而生，在希腊人的营帐里出现了倾轧，但这倾轧并非如荷马原著所说，出于英雄们爆烈的性格和对荣誉的追求，而是由于国王对于统一天下的狂热向往和野心下的勾结利用。伟大的国王阿伽门农在片子里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权利狂，从头到尾他的目标只有一个：让特洛伊听我的！看来看去，怎么看都不像远古的希腊人，倒颇有些当今世界警察的味道。
至于爱情，这自然是好莱坞电影最永恒的卖点。荷马在史诗中没有设置爱情。他的确在天上设置了男神与女神，在人间设置了英雄和美女。但是荷马并没有写到爱情。在他的史诗里，女人作为附庸品存在着，即便成为男性最宠爱的女奴，他们对于她的争夺仍是出于荣誉的考虑，而并非爱情。至于夫妻之间更是以责任为主，没什么爱情可言。也许在处于黄金时代的文明来说，欲望的分量要远胜过虚空的人类情感。但是好莱坞说：没有爱情，不行！于是，我们看到海伦并非由于阿佛狄洛忒的引领而与帕里斯私奔，而是由于难以抑止的真爱。帕里斯也不是那个只会甜言蜜语的王子，而是为了爱人发生了勇敢的转变。阿喀琉斯的爱情更是惊天动地：他与女奴一见倾心从此真诚相爱，为了救那个女奴竟然被帕里斯王子射中了致命的脚踝，临终前还不忘挣扎着来一句：“我一生征战，你是我唯一的安宁。”好不令人潸然泪下！然而这总让人感觉不像史诗，怎么看怎么有滥俗言情片经典对白的嫌疑，而且这次可不得了，说这话的男主角可不是一般人，叫做阿喀琉斯。
C 神和人的游戏——坠落凡间的史诗
疯疯癫癫的尼采说：“上帝死了。”在《特洛伊》里，神们没有死，但是他们集体消失
科右中旗采访手记
把心留给那片草原
——科右中旗采访手记
从科尔沁回到北京时，天是雾蒙蒙的。潮湿的空气和喧闹的人流竟使我一时无法适应，因为已然习惯了生活在那个永远阳光灿烂人口稀少的宁静边城。归整行李时，意外地抖出一片枯叶—–说不清是哪次漫步中，它悄悄地粘在了我的毛衣上。拿着这片叶子，我似乎又闻到了清爽的草香，看到了高远的蓝天，在科尔沁度过的七天仍历历在目，恍惚中，我又回到了那片草原……
今早6点来到草原
12个小时的火车之旅把我们载到了通辽，这是东北地区一个很大的交通枢纽，我们将在这里下车，然后乘长途汽车到科右中旗。火车还没停稳，我们就已看到接站的人群中一块牌子分外醒目：“欢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全体师生”——-那是科右中旗的领导们来接我们了。下车后，我们不禁打个冷战：这里虽没有预想中那么冷，清晨的寒风却也足以沁人肌骨。而接站的波特齐书记和黄凤武书记已经在这里等了很久了。我们开始有些不安了：没想到，这里的领导们竟对我们的到来如此重视。而对他们而言，这，仅仅是以后七天热情招待的开始。
我们在通辽登上了开往科右中旗的长途汽车，一路渐行渐远，草原越来越向我们展示出她独特的魅力。开始时我们还在一惊一乍地说：“有一群牛！”“看那片树丛！”“这草长得真漂亮！”……后来就都沉默了，不再作多余的惊叹，只顾贪婪地看着那一直延伸到天边的草原，那倔强生长着的灌木丛，那偶尔撞入视野的一棵孤独站立的白杨，那星点分布的牛群与羊群，那颜色明媚耀眼开得烂漫的野花，还有那散落在路边的农家房舍。景色很美，但房屋很破。泥巴和草杆砌成的墙围住了低矮破旧的屋子，有的甚至没有门窗。院子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废旧什物，低矮的屋子里不时走出满脸沧桑的老人。而羊和牛就在白花花的盐碱地上啃着草根。我们都不笑了。我们这群年轻的大学生第一次真实地感到什么叫做贫困。而在以后的七天，我们一直在加深着对它的认识，一次次无奈地，但又不可回避地碰触到这个沉重的话题。
三个小时后，我们的车停在了美丽的翰嘎利湖畔，我们驻扎在此，开始了为期7天的采访实践。
被人采访了一回
翰嘎利湖边的蒙古包是我们的宿营地，车还没停稳，我们就听见了一阵阵鼓乐声。正奇怪着呢，下车一看，竟是一支小小的但却像模像样的鼓号队在欢迎我们。一问才知道，这是旗里第五完小的孩子们。湖边的风很大，我们穿着毛衣还有点发抖，而这群孩子身穿单薄的制服，已经在这里等了三个小时。问他们冷吗，他们说不冷，一边用手悄悄擦掉冻出来的鼻涕。有个小女孩怯生生地问我：“清华姐姐你好，我想问你几个问题，行吗？”我冲她笑：“当然行啊。你想问什么？”她歪着头想一想：“你们北京有这么蓝的天吗？”我老老实实地说没有。“那有这么好的空气吗？”我说也没有。“那你们清华有这么绿的草吗？”我告诉她，清华的草要比这儿绿一些。她一脸“你骗我”的表情。我解释说，清华的草地是人工培植的，每天定期喷灌，加上北京天气暖，自然要绿一些。她相信了，可是却带着委屈得要哭的神色，她也许接受不了家乡的草还没清华的草绿这个事实。我有些后悔说那些话了。她却又问：“那你觉得草原好还是北京好？”我赶紧说：“草原好啊，比北京好多了。”这已经足以让她高兴了。她一验骄傲地敬了个队礼跑掉了。
同学走过来说：“这小姑娘真可爱。问的问题还挺专业的！”我开玩笑地对同学说：“瞧，还没采访人呢，倒叫人采访了一回！”
出师不利
下午，波特齐书记给我们介绍了科尔沁右翼中旗的大概情况。这个国家重点扶贫县总人口为251300余人，其中83。17%为蒙古族，是全国蒙古族人口比倒最高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其余为汉，满，朝鲜等
百科全书式的园林设计师：皮埃尔·里格瑞奥
关于这篇文章，我有点儿话要解释。这是我自从上大学以来写得最最用心最最痛苦的一篇论文。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与建筑学有关而与我本专业根本无关，不仅仅是由于老师近乎苛刻的论文格式要求，不仅仅是由于图书馆里根本没有相关资料导致我自己在国外网上下了3000K的英文原著再不辞劳苦地翻译出相关段落，更不仅仅是由于适值寒假前夕校园里人心惶惶的气氛根本就不适合写什么劳什子论文……总之，我在熬了两个通宵之后搞出了这么个东西，何叶对此发表看法说：这是个成功的一夜情～当然，分数还是很高很高的说。这让我第一次在清华体会到，付出就有回报啊……
还有，以后谁有关于西方古典园林的问题，欢迎过来提问～杜凡丁不许发言，嗯。
百科全书式的园林设计师：皮埃尔·里格瑞奥
[摘 要]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园林艺术发已经走入了成熟阶段，既继承了古罗马时期明朗开阔的传统，又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台地园风格，对地形、空间和水的运用，都达到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文艺复兴的时代特色，使该时期的意大利园林无论从建筑审美的角度还是从人文底蕴的角度来讲都堪称完美。受古罗马传统和当时修建背景的影响，繁复的装饰和雕像也是该时期园林的一大特色，这也是后来巴洛克兴起的先声。在这一时期，Pirro Ligorio作为当时最杰出的建筑师、园艺师之一，为意大利文艺复兴园林艺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以自己丰富的知识素养和天才的创造力，为后世留下了Villa d’Este和Casino Pio等名作，代表着该时期意大利园林的最高水平。
[关键词] 文艺复兴 百科全书式 Villa d’Este Casino Pio 水工花园 罗马古建筑 历史文物
皮埃尔·里戈瑞奥（Pirro Ligorio）（1513—1583）生于那不勒斯（Naples），意大利建筑师、画家、园艺师、文物收藏家[1]，以其在园林设计方面的卓越成就与维尼奥拉（Vignole）并称为16世纪最伟大的两位造园师。
Ligorio少年时期师从Polidorio da Caravaggio学习绘画，之后就前往罗马为众多高贵的家族服务。他知识渊博，被称为百科全书。“一个建筑师，”他写道，“不是平民建筑工人，不是泥瓦匠，他是一个操控并捍卫与艺术有关的一切的人，因此他必须通晓哲学、音乐理论、对称法、数学、天文学、历史、地形学、类比法和透视法……他必须知道如何绘画。”（"An architect, is not a plebeian architect, a mason; he is a man who orders and defends everything to do with Art, and so must know philosophy, musical theory, symmetry, mathematics, astronomy, history, topography, analogy and perspective …… he must know how to draw and paint." ）1549年，他应Ippolito d’Este的请求，开始发掘整理哈德良庄园的古迹。1553年，他出版了the Book of Antiquities，此后他身兼制图家、画家、雕刻家、装饰家、水压工程师和园艺家的多重身份，越来越著名，也越来越多地把精力转向造园方面。他的主要作品包括：Villa d’Este, Tivoli, 1565-1572; Nicchione, Vatican, 1562-1563;Casino of Pius IV, Rome, 1559.其中最成功也是最著名的作品就是建于意大利Tivoli的Villa d’Este，这所庄园的建成为他带来了世界声誉。
在Ligorio生活的16世纪，意大利正处于文艺复兴时期，国内独特的园林风格——台地园的发展也已接近顶峰。在此前，欧洲的人造园林经历了以果园(Fruit Garden)、厨园(Kitchen Garden)、药草园（Herb Garden）为代表的实用性园艺园阶段和以迷园(Maze Labyrinth)、结纹园(Knot Garden)、花坛园(Parterre)为代表的绿色雕塑园林(Topiau Garden)阶段，开始进入较为成熟的阶段，出现了阶地露坛式园林(Terraee Garden)，这一阶段的园林艺术以意大利山坡较大型的园林为代表，基本上都是建造在山坡梯形台地上的几何式园林，即著称于后世的意大利台地园。[2]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台地园既具有时代的独创性，又继承了古罗马的造园传统。庄园建筑往往设在上层和中层，下层则布置绿树坛，台地平面多半采用方圆结合的几何图案，以中心线分划左右，布局对称。作为反映当时意大利知识阶层的审美理想的园林，追求和谐的美，也就是对称、均衡和秩序，力求“把山坡、树木、水体等等都图案化，服从于对称的几何构图”[3]。该时期园林的另一个特点是利用自然水源作园内主景之一。处理水的方法颇多，一般由高处贮水池汇集水源，然后顺地形而下，形成瀑布、急湍、喷泉、水池等，增加庭园内的活泼气氛，再加上各种雕像，作为点缀。他们把园林视为府邸建筑与周围大自然之间的“过渡环节”，从靠近建筑的部分至自然风景逐步减弱其规则式风格，如从整形修剪的绿篱到不修剪的树丛，然后才是大片园外的天然树林。
Liogrio的造园艺术带有鲜明的个人特色，第一，他设计的园林无一例外地都以精巧的水工著称，这一方面得益于当时发达的水利技术，另一方面，他本人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水压工程师。他对于水流的设计与当地地形紧密结合，并且擅长通过水流的变化讲述整个的园林设计思想。第二，Ligorio素以丰富的历史知识为人称道，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他对园林的这种设计也体现了时代的风范。经他设计的主题园林大多具有独一无二的音乐性、故事性和韵律感，绝非一眼望去即可收之全貌的其他园林可比。他的园林需要在其中穿行才能逐渐体会个中美感的变化。第三，由于他对于古文物的鉴赏能力，他设计的园林多有丰富的装饰，如雕像、浮雕等，这些装饰使园林既有复古的情调，又开了巴洛克风格的先声。
Villa d’Este就是意大利台地园的一个典型代表，它是Liogrio为Estes家族的Cardinal Ippolito II d’Este所建。这座庄园上下高差
这个花园向我们诉说着一个家族先祖们的辉煌，他们包括了大力士和其他的中世纪英雄。有许多地方引用了奥维德所写长诗《变形记》里的内容。如果花园的巴洛克景色奏效的话，人们爬到花园顶部时候就会相信Estes是历史花名册中最显赫的家族。不过从花园的中心轴上对这整个花园仅仅是瞥视，还是需要环顾四周才能看到花园的不同部分。在水流管风琴和无数的喷泉的协作下，Aniene河奏响了音乐。很多的雕像都是从附近的Hadrian’s Villa遗址中挖掘出的。Pirro Ligorio监督着这些挖掘工作，并且用他的天分保持着花园的再设计。这是考古学和其他学科的以及令人愉快的想象力所共同作用的结果。
Villa d’Este代表着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园林的最高水平，在其中体现了与自然最良好的结合：植物，地形，水，全都由于Ligorio独具匠心的设计而呈现出最美的姿态。举例来说，很少有水能像在Villa d’Este这里这样作为风景元素运用：山泉从陡峭的绝壁上流下，被巧妙地引导着穿过花园：奔涌、跳跃、喷射、冲击、吐花、缓流、滴溅，最后静静地容蓄在园底的大理石水池中。在Villa d’Este中，水流，山势和植被被园艺师得心应手地使用，将建筑和遗址完美地结合在一起。[4] 在Villa d’Este的设计中，Ligorio模仿了Bramante对Belvedere Court的设计：围绕一个中轴展开高度递减的各个阶梯。但是仔细研究则会发现，Villa d’Este与后者有着一个显著的不同：如果能找到一个制高点，就可以把Belvedere Court一览无余，这点在Villa d’Este则不可能实现，不仅是因为它对空间的利用性更巧妙，更是因为它本身设计就更富有音乐性和韵律美。[5]
Sylvia Crowe 用充满诗意的语言表达了她对Villa d’Este的评价：“如同一首抒情诗一般，它将它的浪漫美丽逐渐展露，游人在园中穿行如同阅读一首诗歌。泉水将整个园林贯串为一个整体，这不是一个像图画般可以一览无余的园子，相反的，在其中游览会感到它像一首奏鸣曲：既有连贯的乐章，又有主题的变奏。”[6]
另一座出自Ligorio之手的著名园林就是Casino Pio（又称Villa Pia）。从1562年起，Ligorio为教皇Pius IV设计建造了著名的Casino Pio，由上层的Casino、中央的Ninfeo和底层的环形广场三大部分组成。其中最著名的部分是东方花岗岩石柱装饰的凉廊、带有雕像装饰的罗马式建筑，有两个门廊入口的环形庭院和通往庭院的台阶。教皇Pius IV同Liogrio同是具有丰富的人文素养的大家，在造园旨趣上颇为相通。Casino Pio里繁复的装饰、雕像和空间利用，都体现出他们想通过建筑来促进游人精神发育的目的。在Casino(又称Summerhouse)的设计上，Casino Pio体现了与传统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园林的创新，这里更像是一个从匆忙生活中抽身而出的一个小憩场所。教皇Pius IV经常在此与学者们一起讨论各种问题：有几分类似柏拉图的学园。[7] 园中的装饰也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特点，许多装饰具有一种浓重的希腊神话风格，例如，一幅巨大的浮雕表现了幼小的宙斯被母羊喂养的情景。庄园里的镶嵌工艺做的十分精美，并且在某些方面似乎受到了美第奇（Medici）庄园的影响。自然也是构成这所园林的要素之一，整所园林与园外的风景遥相呼应，体现了对野性的潜在呼唤。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园林，既是户外的沙龙，又是府邸建筑与室外自然之间的过渡环节。
>又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自16世纪中期后，园林建筑逐渐成为主教们显示权力的一种方式，因此与Castello的Medici等风格保守的园林不同，佛罗伦萨和罗马附近的园林多呈现一种华丽精美、装饰繁复的特点。Ligorio后来的赞助人和服务对象多为位高权重的主教等人物，自然设计的园林风格也就较多具备了这样的特色。
Ligorio的成就不仅体现在造园方面。对于罗马古城的历史再现来说，Ligorio也无疑是最重要的功臣之一。Ligorio在1561年与Michele Tramezzino合著了一本丰富详尽的专著Image of the ancient city (Antiquae urbis imago)，在这本书中，他通过天衣无缝地衔接在一起的12个部分绘出了一幅古代罗马的地图。他的阐述牢牢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上，成功地弥缝了历史与当代的裂缝。地图中不仅描绘出古罗马的道路，而且还详尽地再现了罗马城中数千所古建筑的原貌。唯一的遗憾就是他未能为读者说明他的论述的来源，使我们无法得知，“到底他对历史的再现是基于现实存在的遗物，还是他本人的天才构想。”[8]
Geoffrey Jellicoe对Ligorio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任何赞美之词对Ligorio来说都不过分，他在园林史上享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他丰富的背景知识及对古罗马文物的了解中他发挥了自己天才的想象力，他的设计完全是原创性、独一无二的，并且反映了旺盛的时代精神。（The importance of Ligorio in garden history cannot be overestimated. From his profound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Roman antiquity his brilliant imagination evolved designs that were wholly original, individual to himself, and essentially of the virile period in which he lived Comments (0)
从多利亚到马其顿——希腊地区的文明传承
从多利亚到马其顿
——希腊地区的文明传承
伟大的盲诗人荷马为我们留下了永垂不朽的《荷马史诗》，千百年来引起了无数人的追思和遐想。但是直到19世纪，荷马的记述仍然被视为没有任何历史根据的神话。直到卓越的学者施里曼依据《荷马史诗》的记载找到了特洛伊古城（后来证明是一个更古老的文明），希腊史前文明才真正开始为世人所了解。经过伊文思、窦普菲德、布勒根等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工作，一个辉煌灿烂的文明——爱琴文明浮出水面，呈现在世人面前。爱琴文明中有迈锡尼古城、克里特迷宫等引人入胜的遗迹和普里阿摩斯宝藏、克里特泥板铭文、克诺索斯壁画等文物，向人们揭示公元前3000年前这里光照千古的奇迹。然而，这一文明却在公元前1000多年前以迈锡尼诸城的毁灭而宣告结束。
究其原因，是因为在公元前13世纪50年代时，埃及与赫梯帝国的争霸使两国的国力都受到极大损伤，而与这两国有着密切贸易关系的迈锡尼文明也受到巨大的经济打击。又由于东部地中海地区的各个文明是互相联系的，埃及和赫梯文明的衰落，无疑会给迈锡尼以一定影响。从迈锡尼内部说，国内战争频繁，王位不断更迭，局势动荡不安，国家已成江河日下之势。就这样,迈锡尼一步步地走向衰亡.而最终把它推向毁灭的,就是一个充满活力的野蛮民族:多利亚人.
多利亚人南下征战几十年,使昌盛的爱琴文明陷于衰落,希腊地区陷入一片黑暗之中.然而,在这短暂的黑暗之后是更为辉煌的文明,希腊文明继承了爱琴文明,蓬勃地发展起来,成为现代欧洲文明的起源.
在希腊文明中，最著名的毫无疑问是两个城邦：雅典和斯巴达。而让我们注意的是，这两个城邦的文明有着很大的不同。雅典的奴隶主民主政治得到充分的发展，发展起灿若群星的文化；而斯巴达的居民则崇尚武力，成为一个尚武的国家，文化事业几乎停滞。这与他们的民族构成似乎不无关系。
雅典人属于爱奥尼亚人的一支，公元前1600年就已经进入阿提卡。在希腊英雄时代，雅典人处于氏族社会阶段。与同时代的迈锡尼文明相比，雅典人无疑是落后的。然而，公元前1200年前，野蛮的多利亚部族南下扫荡，雅典未被征服而得以保全，成为伯罗奔尼撒难民的居留地。这个“落后”的雅典在希腊时代成为了先进地区。
从社会制度上看，雅典人的奴隶制经过了从初期到成熟的阶段，其政治制度也从“王政”、贵族政治和僭主政治，最终发展成为奴隶主民主政治，成为西方世界民主政治的开端。雅典的民主政治在现在看来无疑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例如，它只在奴隶主和自由人中实行，它的实施需要有财产的保证，它把广大妇女、外邦人和奴隶都排除在外，等等。但是，雅典民主政治的攻击却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它的一系列措施——抛开当时奴隶制的局限性不谈——都使雅典政治走向一个民主的极端。当时的雅典，有九雅康委员会、民众大会、最高法院等机构，官员都有固定任期，每个公民都亲身参政，等等。正如一句名言所说的：“在雅典，每个人都是总统。”雅典的民主气氛使雅典人的爱国热情与文化艺术得到很大发展，在希波战争中，雅典人受爱国精神鼓舞，为保卫自己的文化、语言及祖国的独立、人民的自由而战，取得了英勇的胜利。
相比之下，斯巴达人就没有雅典的民主风气。斯巴达人的政治制度在经过数次变迁后，最终停留在奴隶主贵族政治阶段上。虽然有民众大会等机构来决定国家大事，但日常政务还是被把持在执政官手中，其民主程度比起雅典来差了不知多少。斯巴达人氏族残余严重，政治任务不多，因此政治制度也较简单。比起雅典历史上轰轰烈烈的梭伦变法、克里斯梯尼改革、伯利克里改革来说，斯巴达的政治史简直乏善可陈。
雅典的商业也很发达，海上力量的强大使他们可以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这一切都为雅典文化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哲学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三位伟大的哲学家成为西方哲学体系的奠基人，以“爱智慧”的精神发展了唯心论哲学，其思想至今仍影响着世界。在艺术上，帕特农神庙表现了雅典高超的建筑水平，瓶画术也达到了极为精妙的境界。在文学上，埃斯库洛斯和阿里斯托份并驾齐驱，分别被称为“悲剧之父”和“戏剧之父”。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名副其实的史学巨著。在公元前五世纪，雅典是整个希腊的文化中心，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是最繁荣的时代，并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世界。
而此时的斯巴达呢？却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文化艺术成就。从斯巴达的国内现状来看，这也是不足为奇的。斯巴达是一个军事化国家，所有的男子都一生从事军事训练，甚至私生活也是军事化的。弱小的初生婴儿被抛弃，只有美丽健壮的婴儿才可以存活。这样的生活使斯巴达人性格沉稳而坚毅，但缺乏浪漫的情怀和热烈的情感。全国终年处于战斗空气的笼罩下。他们认为人数众多的希洛人会反抗他们的统治，一切活动都围绕着巩固奴隶制生产关系进行。在这样的条件下，难怪斯巴达会成为一片文化荒漠了。事实上，他们对人类历史的进步也是贡献很少的。
如果回过头来看看斯巴达人的历史，就会发现他们的祖先就是早年毁灭了迈锡尼文明的多利亚人。看来，这个“野蛮”的民族还是没能追上此地原来的发达文明。不幸的是，继迈锡尼文明毁于多利亚人之手后，历史重演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强悍的斯巴达人战胜了雅典人民，取得了胜利，结束了雅典的奴隶主民主政治，并以三十寡头政治取而代之。虽然雅典的失败是奴隶制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它所引起的后果仍不能说是正面的。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希腊地区的局势处于极度的混乱之中，而北方的马其顿国家却日益强盛起来，并趁乱南下，征服了希腊。
历史在这里又呈现出了它的规律性。当时多利亚人战胜迈锡尼是因为迈锡尼的对外战争和社会发展引起的内部矛盾使它趋于衰落，而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人取胜又是因为雅典高度发达的奴隶制使国内阶级矛盾激化，现在，繁荣的希腊诸国被他们所称的野蛮人马其顿征服，同样是因为他们的奴隶制太过发达而引发的贫富尖锐斗争所致。马其顿人在作为征服者时还处在奴隶社会的初期，刚刚拜希腊诸国为师，模仿实施了一系列军事经济制度。它之所以能取胜,是因为当时它的奴隶制生产关系还未充分发展，比较希腊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内部矛盾尚未尖锐化，全国能团结一致，战斗力强。太过于先进的国家往往会有“死于安乐”的结果，而拥有新鲜血液的落后民族反而能“生于忧患”，这是历史常开的一个玩笑。
自马其顿人的征服后，亚历山大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开始实行东西方文化合流的政策，有力地促进了希腊和其他地区和国家的交往与融合，使文化事业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一阶段的文化被称为后期希腊文化，是希腊文化与埃及、巴比伦、波斯等国文化融合的新成果，同样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一页。这些史实说明，战争和野蛮的入侵无法阻止文明前进的步伐，落后的民族最终还是要接受和发展先进的文明以维护自身的政权。此后的时期里，希腊地区的文化传统也得以传承延续，继续书写着人类的历史。
关注低龄失业人群
关注低龄失业人群
今天的中国每天都在进行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又面临着许多重大的问题。在解决了吃饭问题后，就业已经成为目前中国最大的难题。大多数人现在还只把目光投在因国企改革、经济结构调整而产生的下岗工人及其他失业人员身上，但事实上，他们远远不能构成失业人员的主体。还有很大一部分失业人口由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以及城市的新增劳动人口组成。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对失业人员中的低龄成员（包括城镇的和乡村的）进行具体的分析，主要内容涉及他们的就业现状、造成他们失业的原因、他们所面临的社会问题、解决他们失业问题的可能出路，以及他们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等等。
在对失业人员的成分进行研究时，我们发现，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在失业人口中，不同年龄段失业人口占失业总人口的比重随年龄段的增大而不断下降。15-19岁占22.2%，20-24岁占 20.5%，25-29岁占14.5%，30-34岁占12.3%，35-39岁占11.6%。40岁以上各年龄段的比例均在9.1%以下。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失业现象集中发生在15-24岁年龄段，下岗人口年龄段所占的比例反而很小。同时，从近几年的数据看，失业、无业人员中的低龄人员比例也在不断上升。以高等教育学校的就业情况为例，进入21世纪以后，高学历人员的失业率开始不断上升，到2001年全国重点高校毕业生的初次 就业率降为82.75%；一般院校的初次就业率迅速下降为68.2%；高等专科学校的初次就业率为41.23%，不到一半。总体上看，至少30％的大学毕业生一毕业就面临失业。农村的土地所有制改革和城市化进程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在这些农民工中，明显地出现了年龄的分层：初次外出发生在80年代的农村流动人口与初次外出发生在90年代的农村流动人口分别归于第一代和新生代。80年代外出的农村流动人口现在平均年龄已经达到 30.86岁，而90年代外出的农村流动人口平均年龄则只有22.99岁，同样出现低龄化趋势。这些数字都表明，中国的失业大军中正有着越来越多的年轻成员。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低龄失业者呢？首先，这是由中国庞大的劳力数量决定的。进入20 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人口的增长经历了两个高峰，一个1982年，另一个是1987年。其中，城乡
的峰值阶段有所不同，且两者之间的峰值在时间轴上接续出现。总体而言，如果以16岁作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起始年龄，那么1998年以后，由于人口自然增长所导致的劳动力数量将会持续增长，并会一直延续到2010年左右。如此多的劳动人口和有限的劳动机会所造成的结果自然就是日益增大的失业队伍，越来越多的年轻劳动力面临着找不到工作的困境。其次，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第一、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第三产业有了明显的发展。这一变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是，第一产业不应 当继续增加就业，第二产业不创造新增就业，第三产业创造新增就业能 力大幅度下降——一句话，三大产业吸收劳动力的总体能力在降低。就业机会的减少更加剧了年轻劳力的失业情况。第三，城乡中其他年龄段的失业人员对低龄的失业人员形成了竞争。许多下岗失业职工加入了找工作的大军中，与低龄人员相比，他们具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和生产技术，无疑对其造成了一定的威胁。一些离退休工作人员也参与到市场中来，使原本严峻的就业形势更加雪上加霜。第四，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和高等教育的普及，使众多农村和城市青年面对着失业的难题。农村劳动生产率的发展使大批剩余劳动力离开土地，前往城市寻找机会。高等教育日益失去了其“贵族化”特征，使“天之骄子”们也不得不四处奔波寻找工作。另外，农村青年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和城市中独生子女对父母的依赖也是这一年龄段的人口失业率增多的原因。许多农村青年即使找不到工作也不愿回农村；而城市里的青年依靠父母衣食无忧，并不把找工作看成必要的事。
这些低龄失业人员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是不同的。这些不同主要由城乡差距造成。以城镇情况而言，对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长表数据中“未工作人口的生活来源”的分析表明，父母几乎是他们的全部生活来源。15-19 岁年龄段的未工作人口中，98.4%的生活来源于家庭；20-24岁的比例也 有90.9%；甚至25-29岁的也有80.3%。这一数据充分表明，这些失业人员并没有像中年的下岗工人一样，面临着扶老育幼的家庭责任，父母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生活来源。另外，就城镇青年所接受的教育而言，他们对一切都怀有一种轻松的游戏态度。他们没有对就业的强制性需求，他们可以不工作就生活的很好，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独生子女，他们生来就已经衣食无忧。就业对于他们而言只是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只是寻找成就感的一个渠道，所以对于他们而言，就业的首要前提是他们喜欢，而不是像他们的父辈那样为生活所迫。但对农村青年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们身上背负着比城镇青年重得多的担子：父辈没有为他们提供丰裕的物质生活，他们可能还要反过来承担家庭的重担。他们大多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对城市生活有一定的了解，而且渴望、向往城市的生活方式。许多人离开家乡，不仅是因为城市中任何工作都可能取得比种田多的收入，还因为城市能为他们提供娱乐、卫生等乡村不能提供的东西。这也是许多农村青年即使没有好工作也不愿回乡务农的原因。但同时，他们面临的是一个“悬浮”的困境。他们与城市格格不入，即使努力也无法获得城里人的认可；同时，他们又早已不属于生长于斯的乡村，他们竭力脱离，却割不断与家乡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既不是城市人，也不是农村人——总之，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呈现不明确和不稳定的趋向。
那么，这些低龄失业人口有望从事什么工作呢？让我们先看看他们的教育情况。从长表资料中，我们发现，一半以上失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占50.7%；接下来是高中，占27.9%；再接着是小学，占9.2%。此外，我们还发现，大专和 中专生的比例之和达到了10.8%，余下的比例都不足1%。很显然，这个分布证实了我们在失业人口年龄分析中的判断，即低年龄段的初中毕业生是失业人口的主流群体。15-19岁的初中毕业生主要来源于农村。这些人结束学业，大多出外打工，所干的职业也大多是体力活和操作活，其中也包括了服务业。同样，城镇的初中毕业生也只能从事类似的职业。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2年第三季度对89个城市劳动力市场调查的结果，在主要城市求职群体中，大多数是年轻的文化程度为初中和高中的失业人员，而不是文化程度为初
中的中年下岗人员。以他们目前的教育水平而言，他们也只能从事体力活、操作活、服务业和商业等行业。另外，对比农村青年“有活干就行”的态度，城镇青年则有着挑肥拣瘦的心理，太累太脏和不体面的工作，大多由农村劳动者承担。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就是高等教育失业人群的出现。从90年代开始，每年必然有100多万的固定劳动力注入市场。1999到 2003年的增长幅度又是最大的，各个高校的增长幅度普遍在10%～20% 左右。“就业难”成了大学毕业生面临的普遍问题。有30％的大学生成了“毕业就失业”的人。
对于这些失业人口的就业难题来说，最根本的解决方法还是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就业机会的增加。在全球化的今天，我国所具有的最大优势还是大量的低价劳动力。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制造业仍将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也将产生更多的就业机会。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也会给失业青年提供一些工作职位。随着所有制的调整，私营、合资、外资企业的发展，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发展，也必将会为低龄失业人员增加就业机会。合理实现农村劳动力在城市的着陆，也会有利于就业难题的解决。从这些人员自身而言，很多人积极提高自己的工作技能，为自己增加就业可能性。许多本科毕业生为了避开紧张的就业局势，走了继续读研的道路。对亲友介绍、社区帮助、国家指导等多种就业途径的有效利用也会有助于他们的就业。但是从总体上说，这批人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仍将面对就业的困境。2亿左右的失业人口不仅现在，而且在将来10-15年间仍然是中国社会必须面临的最重大的社会问题。这是由中国劳动人口绝对过剩引起的必然现象，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必然问题。
那么，这些失业的低龄化人群会对社会造成什么影响呢？首先，如此多的适龄劳动力找不到工作，是对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特别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没有工作，更是社会的损失。其次，这些青年没有工作，很容易对社会造成一定危害。城市无业青年组成的团伙、流浪在城市中的农民工往往是影响社会治安的重要原因；还有的没有工作的农村青年联合起来，多成为危害乡里的集团。另外，严重的失业、无业情况还会引起人们的不满。但是，这些情况不会达到爆发社会骚乱的程度，因为无论在城镇还是在乡村，都没有达到相应的组织程度，不会形成大规模的社会对抗群体。这些低龄失业人群并不会造成“炸弹式”的危害，尽管如此，对他们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还是应当有正确的认识。
参考文献：邱泽奇《爆发点在哪里——失业问题对中国社会稳定的影响》 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问题》 李培林《21世纪的挑战：中国就业市场的形成和劳动关系的变动》 李培林《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新趋势》 胡鞍钢《世界最大的就业战争》
从有声到沉默——论康雍乾时代知识分子的转变
从有声到沉默
——论康雍乾时代知识分子的转变
康乾盛世，确切的说是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君主的“回光返照”时期。在这个阶段，清王朝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在文治、武功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盛世之名，由此而得。但蕴藏在盛世背后的，却只是帝国落日的余晖。统治者把专制的力量伸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秘密立储、奏折制、军机处、海禁政策，无不体现了君主的高度集权。仅从康雍乾三帝对文化方面的控制政策来看，就可以发现当时君权的集中已经到了极端的程度。
作为一个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王朝，清朝自然免不了被汉族知识分子抵制的命运。清初，明朝的遗老遗少们固执地不肯放弃原来的王朝，特别是明朝的大儒们，更是以笔墨为刀枪，著书立说以反清复明。清初的三位大家：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就是坚守传统文化的典范。他们无力反抗这个朝廷的政权，就只有守住传统文化这一块阵地。即所谓的“壁立万仞，只争一线”。他们进行了一场痛定思痛的文化反思，这使先秦“夷夏之辨”从零散的伦理言说发展到完整的理论表述。这也使以后的文化民族主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并且无论是理性触及的深度，还是感性诉诸社会动员的力度，都几乎可以说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
然而当顾炎武和王夫之相继去世后，活得最长的黄宗羲却看到了他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他经历了康乾盛世的开头。他看着清朝的统治者们在维护了他们的武力统治后又巩固了他们的精神统治：几乎所有的文人士绅都放弃武力抵抗，认同新王朝的政治合法性；最不能看到但历史强迫他看到的，还有更为残酷的第三层：康熙不仅认同了前朝的历史文化，甚至宽容他对这一文化政策转向的最初抵抗，从容等待他从岩穴隐居中走出，新朝天子以更沉着的自信跟着他来“保”其文化“天下”了！这样的转变令他无法适从，也令一大批人无法适从。这些知识分子不明白自己该怎样接着维护前朝——既然唯一的联系已经断裂，唯一的阵地已经失去。统治者承认了他们的文化，这就使他们不能再把维护传统文化作为忠于前朝的理由。而这也正是康熙之后的统治者们聪明的地方。他们承认了自己作为外族的文化弱势，并坦率地接受了汉族的文化。他们清楚地看到，知识分子们不会太长久地坚持他们的立场，前朝遗老和文化顺民之间，就只差那么一层薄薄的窗纸。只要统治者肯接受汉族的文明，这层窗纸很容易就可以捅破。正如前人所言，“他们只要一跃而为文化清流， 这是螺旋的左半圈；二跃而为政治犬儒，这是螺旋的右半圈；如此超越再超越，画完一个圆，也就落到地面实现了从文化到政治的软着陆”。与此同时，统治者也就使知识分子们完成了对强权政治的承认。统治者在纸的这一边只要跪下一只腿——认同对方的历史文化， 就能赚得对方在这张纸的那一边跪下两只腿，全方位认同新的统治秩序。到最后，反清如黄宗羲，也不得不屈服于清朝。晚年不得不与新朝权贵交接，为儿子谋取文职进入史局，尤其是安排学生万斯同、万贞一等人下山入京参加《明史》修纂，为争得历史文化的编撰权，不惜在政治操守上打一个折扣。这样的康熙是从容不迫的，他从容不迫、胸有成竹地看着除了黄宗羲之外，又有一大批的知识分子放弃了自己的操守，转而承认了外族建立的清朝，承认了这个宽宏大度的君主。康乾之世，就是这样一步步实现了知识分子们从文化自矜到政治顺从的转变。
对士大夫，特别是明朝遗民的拉拢，还体现在后面的一系列文化措施上。康雍乾三位皇帝不光自身注意学习汉族文化，更注重通过满足士大夫们的入仕需要来平复他们的反抗，消除他们的“从逆之念”。在康熙时期，反清武装斗争基本已经宣告平息，统治者对汉族士大夫的政策转为笼络为主。康熙年间开设的“博学鸿儒科”，就是专门拉拢士大夫中的知名人士的。非常优秀的人才还被从全国各地调去篡修《明史》，不仅一批原本自命清高的名士纷纷入于清廷彀中，拒不从命的遗民们也因为清朝并不过分相逼而缓和了对清的态度。这次《明史》的修篡，更使得一般民众对清的印象大为改观，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康熙、乾隆还曾多次巡视江南，所到之处召见名流学者，赐以官位，或考察当地士子，授以官职。乾隆还对清朝一些鄙视汉族知识分子的官员们说，“修己治人之道，各载于书”，因此“书气贰字，尤为宝贵”。并说自己每日读书论道，也不过是个书生而已。其优容知识分子到如此地步。这些手段，对于知识分子立场的转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清朝的统治也通过了这些措施得到了巩固。
yle="MARGIN: 0cm 0cm 0pt; TEXT-INDENT: 21pt; mso-char-indent-count: 2.0">对于不肯安分的知识分子们，皇帝们采取的不仅是嘉奖、拉拢的手段，还有各种隐形的限制。尊崇程朱，就是康乾时候给读书人套上的一条软枷锁。康熙后期，以“御篡”的名义汇编《朱子全书》，又编写大批体现理学思想的解经、注经著作。为表示对朱熹的尊崇，康熙还把他列在了孔门弟子“十哲”之后，让他做了第十一哲。康雍乾皇帝本人也精研理学著作，以“道统”的继承人自居。康熙曾说，“果系道学之人，惟当以忠诚为本。”其真实目的，可见一斑。听话的人，就是“道学”；厌恶的儒臣，就变成了“假道学”。用刻板的理学圈住了人心，大清的朝廷自然稳稳当当，安如泰山。这种情况发展到最后，就产生了著名的乾嘉学派。清初的时候，顾炎武还在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还在号召知识分子身体力行，关心国事。到康乾时候，这种风气已经被压制了下去。很少有人再去对国事进行批评，生怕因为这个进了牢房、丢了脑袋。清朝的两大显学是经学和小学。小学家研究的是文字、音韵和训诂，吃的是语言文字饭；经学家则埋首经书，整理了《诗》、《书》、《礼》、《易》和《春秋》，还鉴别了一些书的真伪，搜集了一些散失佚亡的古籍。而对于社会的动荡、政治的变迁，乃至皇帝的得失，知识分子们不再关心，也不敢关心了。大多数人文学者都皓首穷经，埋头于古籍之中，为了穷究一个字，可以考证千言。但对于时政，却都噤若寒蝉，一言不发。这种情况持续了整个清朝，终于有了清末龚自珍“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悲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关心时政的批判传统，也就此大致了断。
修书也是清朝统治者拉拢知识分子的一大有力手段。不少大儒就是为了修书而走出山门，进而通过修书而接受了新朝，半推半就地成了清王朝的文化顺民。事实上，清朝的大型图书的编篡工作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的编修即在这个时段。然而深入思考后我们就可发现，这些成就也有着很大的局限性。除了《康熙字典》外，整个清朝的字典业可以说是一片萧条——因为没有人敢指摘《康熙字典》。而在《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的编著过程中，大量的史实被篡改，大量的书籍被销毁，一切都围绕统治者的意志进行：传统文化面临着被斩首的处境。经历了大型类书的编篡后，许多书籍和历史就此消失了。剩下来的只有皇帝们希望剩下来的。
这种文化专制使我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文字狱。这个古已有之的现象在清朝被发展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度。康雍乾三朝，文字狱的频发和误判几乎接近疯狂。康熙朝对汉族分子的写作还一直以宽容为主流，除了戴名世的《南山集》之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案子。而到了雍正朝，文字狱明显增多，有案可查的就有二十多起。最著名的当属吕留良的文字案，在这起文字狱中，吕家的男女老少一百多口都被处死。到了乾隆朝，文字狱更是高潮迭起。乾隆皇帝对文字的苛求到了病态的程度，也因此产生了王锡侯的《字贯》案等一系列大案。整个清朝被文字狱弄得人心惶惶，敢于说话的文人都成了文字狱下的牺牲品，还有一部分官僚脱离了自己原来的知识分子的行列，摇身一变，成了文字狱的推波助澜者。最后剩下的人也不再敢乱说乱动，老老实实地搞起了古书和考据。这样一来，统治者自然可以高枕无忧了。
通过这些措施，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成功地实现了知识分子的转型：从明朝的知识分子变成清朝的知识分子，从国家的观察者和批评者变成单纯的学术研究者。也正是在这种政策下，清朝实现了它统治的巩固。但同时，它也不再能听到批评的声音，并在盛世的太阳下一步步走向末路的阴影。长夜无歌，万马齐喑，大清帝国就这样归于沉默。
大国的崩溃与主义的末路——论苏东剧变
大国的崩溃与主义的末路
——论苏联的解体和国家制度的转变
苏东剧变是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而在这一系列国家的剧变中，苏联的解体无疑又是最让人震惊，影响力也最大的一个。苏联为什么会突然走向崩溃？一个唯一能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是怎样走上解体的道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传统的苏共捍卫者坚持认为，苏联的解体是西方国家长期不懈的破坏运动的结果。他们声称，苏联一经成立，就遭到了来自资本主义阵营各国家的敌对。英美等国家还千方百计地对苏联进行经济上的封锁，政治上的抵制和思想上的渗透，力求使苏联走向灭亡。等到斯大林死后，苏联局势动荡，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更把苏联推向崩溃的边缘。这时，一直伺机破坏的资本主义国家终于有了机会。这种说法当然不无道理，但是完全把苏联的解体归罪于外来力量的破坏是不负责任的，任何时候事件发生的最根本原因还是来自于内部，何况这一说法的持有者本身也承认，是苏联混乱的国内情况给了外来势力以可趁之机，后者才能下手。
西方国家的学者，特别是社会主义的反对者认为，这是必然的结果，是“民主的胜利”。在20世纪初期，俄国和附近国家都处于专制统治之下。在这个时刻，列宁为首的共产党把俄国人民从“沙皇的魔爪中”解救了出来。在这之后，新成立的国家又经历了一战的打击和其他敌对国家的围困——为了度过这些难关，社会主义的俄国同仇敌忾地忍受了长期的艰苦生活，一直到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国民经济开始好转。苏共的政权也更加巩固。但事实上，危机时代将强势政府正当化，当危机时代的记忆逐渐消退时，社会也就开始排斥军事统治。也因此，在苏联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几十年后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高度集权的政治显得格外难以忍受。对比其他西方国家的民主和生活的优越性，苏联的种种不足——生活品的缺乏，经济的失衡和国家计划调控的笨拙，使人窒息的政治体制等等，显得尤为突出。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由于苏联的国家制度导致，因此人民的矛头纷纷指向这一制度及其背后的主义，即哈维尔（Vacalv Havel）所谓的“后极权主义”：极权主义在这些社会里并未强大到足以抹煞民主理念，然其正统性却成为其后民主化的桎梏。
所谓正统性，即该制度在本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及长久的习惯优势。一个没有正统性的政权会更容易被推翻。而苏联走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其正统性正在日益沦丧。这一正统性危机主要来自于当时的经济危机。从1928到1975年，苏联的GDP增长速度一直远远超过美国，但在70年代中期，成长率开始缓慢下来。苏联的经济问题还反映在它严重失衡的产业比例上，国家的大部分资金投入在重工业上，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日用品生产则严重落后。百货公司门前的长队成了长期以来苏联国内的一景。苏联的经济体制是国家控制的计划经济，任何一件商品的生产都在国家计划中，它的不灵活使国民经济遭到了极大的危机。苏联的计划经济可以使它进入煤铁时代，但却不能应对信息时代的需求。而经济问题放在更大危机的脉络中，是与整个体制正统性相关的危机。经济的挫败，引起了民众对于共产主义信念的反感，暴露出社会基础结构的脆弱，最重要的是，经济的危机还导致了思想控制的失败。人们对于政府要求他们做出的牺牲抱有燃烧不已的愤怒。事实上，从战时共产主义到大清洗运动，每个家庭都遭受了损失。对于不正当、不应有的牺牲，苏维埃政权没有负起责任。而且人们也发现，在这个号称没有阶级的国家里，阶级的分化已经悄然显现。新的阶级已经兴起：党国精英。他们用自己的权力给自己谋取了许多不应谋取的利益。这带领着整个社会走向权力的腐化。
在十九世纪，欧洲对俄罗斯人的观点是“在奴隶状态中一筹莫展，除恐怖与野心之外什么都不想接受的种族”。他们对民主没有兴趣也没有准备，俄罗斯人在苏联的体制下追求的是安全、秩序和权威，希冀分享苏维埃政权赐予的帝国雄风和超强地位这一类的特别的恩惠，而自愿居于囚禁之中。就是这样的民族也忍不住要呼唤政治体制的改革，他们开始追求自主和尊严，抓住了一切机会向共产党投下反对的一票。最后联盟解体，苏共下台，西方学者称，这是苏联人“政治的成熟”。
说到这种转变，就不能不提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戈氏的改革是苏联解体的导火线。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以“公开性”、“自由化”及“民主社会主义”为标志，在经济、政治上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改革把苏联推向了末路。
戈氏最先改革的是媒体，他提出了媒体的“公开性”，一时间，《星火》周刊、《真理报》等国家一流媒体都更换了主编，其性质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从前只为政府做宣传、充当大众蒙蔽者的媒体纷纷表白了自己的非官方立场，宣布自己成了彻底的自由媒体。以前的内幕大量的被揭发出来，包括一些黑暗的足以让人民对国家失去信心的事实。思想文化领域的开放使国内思想走向多元化，国内的知识分子都被西方吸引，大量地在媒体上宣扬革命性观点。戈氏的“自由化”又使得这些思想的传播不受限制，这对苏联来说无异于慢性自杀。对以前案件的平反和对过去历史的审判，包括对前领导人生活的揭发，都使苏联的思想处于极端混乱的状态。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另一个重点是经济。他实行高度的企业自治，决定权下放到加盟共和国政府以及工厂、农庄等生产组织。经济自由化的后果是严重的：由于中央领导人的频繁变动、黑市活动的猖狂以及官员权力的滥用，经济问题层出不穷。普遍消费品匮乏、物价大幅上涨、卢布贬值、政府赤字增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由此还引起了罢工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苏联面对着严重的困境。
这时候的戈尔巴乔夫已经失去了国内党国精英的支持，他们的利益明显因为戈氏的改革而受到了损失。而戈尔巴乔夫对于采纳激进的经济改革政策还心存犹豫。他面临着被抛弃的命运。正如根季纳·佐特耶夫所言：“也许我们需要一个非共产党的政府，只有这样的政府才能劝说国家付出引进一个真正市场的代价。”戈氏的政治民主化改革使党的力量下降。在以前，党的成员控制了几乎所有的政府重要职位，而到民主化改革的最后，政府开始拒绝通过党的决议。戈尔巴乔夫失去了精英的支持，也破坏了原来国家的组织结构。
于是，原来的党国精英们开始筹划推翻这个制度。他们在这一变革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精英们多是企业的高级领导层、主要媒体的主编、银行金融业的领导等。他们就是前面提到的、分化于普通民众之上的新生阶层，也是整个国家的支柱和基础。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就已经开始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获利。在80年代时，他们开始从事私人生意。他们抛弃了无用的意识形态，把资本主义引进了苏联。党国精英执着于方法，他们注重实际性，追求物质与权力。一句话可以很好的反映他们的心态：“我是共产党员，但不是共产主义者。”在苏联，统治体制没有经济上的束缚，只维系在历史、文化、情感的纽带上，官员被称为“公仆”，并理所当然地被认为要为公众服务。但是当面临物质私利时，这种体制就会很快失效。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使苏联转向了资本主义，与西方的对比使党国精英意识到自己与其他国家精英们的差距：物质报酬少、其他待遇也低。他们意识到自己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可以生活得更好，于是他们以一种飞快的速度向资本家转变着。在1987年，部分精英开始成为资本家，到1989年时，精英资本家已是遍地开花。当时的苏联面临着三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采用戈尔巴乔夫式的民主化，实行地方分权；第二个选择是仅进行点滴改革，回归旧体制；这两种选择都是精英们所不愿见到的，于是他们提出了第三条道路：实行资本主义。
为什么不实行资本主义呢？既然这符合党国精英们的利益，并且得到其他一部分人的支持，并且不会受到群众的反对。于是，改变的必要性就得到了普遍的承认。知识分子，西化的知识分子，被西方的思想所吸引，一心要在苏联建设西化的制度；经济学家也鼓吹资本主义，他们要求让市场调控一切，何况他们本身还能从中获利；私人业主热情地讴歌资本主义，他们希望它能在更广的范围内实行；而这些势力，依靠的就是党国精英的力量，也是决定性的力量。于是，变革发生了。这些精英们亲手拆散了苏维埃的联盟，并在苏联的土地上推行起资本主义。至于他们自己，仍然坐在原来的精英位置上，并且得到的利益更多。所以，这是一场来自上层的革命。
民族矛盾也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斯大林的“一刀切”强迫政策和超越实际的民族观都使民族矛盾加深升级，并最终导致了各加盟国的脱离。但这与制度的变革没有太大关系，反而是长期的经济政治问题导致了民族矛盾的加剧。
就这样，苏联解体了。它的解体现在并不能说明共产主义的错误和社会主义的失败，但是这个超级大国的崩溃至少说明了一种模式的失败，即“后极权主义”的挫折。这也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中所必须思考的问题之一。
控制与参与——知识分子的幕后与台前
控制和参与
——知识分子的幕后与台前
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概念大约产生于17、18世纪。一场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把知识分子推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从这个时候起的200年里，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自由而受人瞩目的群体出现并获得飞速的发展。但是什么是知识分子？——学者、思想家、艺术家，还是作家？无论是什么身份，一个知识分子——彻底意义上的人文知识分子——他应当关心时事，有高度的责任心和参与感，有独立精神和富批判性，对盲目的主流保持超然而坚持的反抗，有着改造世界的使命感，始终处于一种指手画脚、喋喋不休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有着长久的知识分子历史。从古希腊起，从春秋战国起，中西方的知识分子就一直存在——也许不完全符合现在的定义——并以一种独立的姿态耸立于世间，时刻不停地“参与”、有些时刻甚至试图“控制”着社会的一切。
让我们从远一点儿的时候说起。苏格拉底当时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在雅典随便揪住一个人就开始问：“朋友，什么是正义？什么是真理？”他问到最后的结果是被戴尔菲的神谕称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可怜的是当这老人说完“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我自己一无所知”这句伟大的话之后，他就被雅典人判了死刑，喝下了毒酒。雅典的民主政治也因此被称为“暴民政治”。而事实上，雅典人处决他的原因就在于他具有如此之强的改造社会、唤醒人民的愿望——尽管他可能只是想传播知识或别的什么——这种参与欲是如此之强以至于雅典的青年们开始思考，老年人开始惧怕。曾经有比喻说苏格拉底像牛虻一样，在雅典这头疲软昏沉的庞然大物上飞舞，试图保持它的清醒——可是，牛是怎么对待牛虻的呢？
柏拉图——这就更不用提。他何止是有极强的参与欲，他甚至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国家：utopia，他的理想国。在理想国里，他按照自己的愿望把一切进行了安排。注意，他还特别做了一件事，他把自己讨厌的诗人从理想国里放逐了出去——这也许体现了知识分子的又一个特性。
而在中国，老子写了一本《道德经》，在里面阐述了他玄而又玄的思想。他不能算是一个有极强参与性的知识分子，但是他的思想确实是部分由于在做漆园小吏时目睹社会的黑暗而形成的。退隐之后，在他的书里，他除了说“人法地，地法天”之外，还有意识地提到了关于治理国家之类的内容。他说，人主应当宽容对待人民，这样人民才能更好的休养生息，他又说，过分的压榨只会让人民疲倦劳累，生出反抗情绪。他还说，人主应当闭上眼睛堵上耳朵，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最后，他提出来：“小国寡民”才是理想的生活状态。隐则隐矣，了则未了：最后还是惦记着社会。
老子尚且如此，更毋庸说其他人了。孔子周游列国，四处兜售自己的思想；孟子跟他一样，风尘仆仆地东奔西走；韩非子干脆去做了秦国的高参，倡导以法制国；墨子也时不时作个说客，调和一下两国的战争。其他不得志的知识分子们只好躲在一边著书立说，批判君王，抒发志向。暂时得志后来又退下来的那些人，后来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回到西方。经历了文艺复兴后，欧洲的知识分子迎来了他们无法无天的时代——尤其是在法国。伏尔泰批判教会，痛斥专制制度的不合理性。孟德斯鸠写了《论法的精神》，提出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分立的思想。卢梭用他平民的感情提出“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说”，愤慨地控诉社会的不平等，提出“主权在民”……这些人的影响是巨大的，无庸置疑。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只是启蒙运动掀起的风暴之一。狂热的法国人用启蒙思想作指导，把欧洲抛入了革命的热浪中。创建合众国的人们——杰斐逊、亚当斯、华盛顿、富兰克林、汉密尔顿，都是启蒙思想的信徒。只要看看《独立宣言》就知道了：“我们宣布以下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甚至严复在19世纪末还把他们的著作翻译过来，作为启蒙国人的武器。说明这些的目的就在于，作为知识分子而言，启蒙思想家在无论是社会参与的欲望还是成就上都达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度。他们反对现存的一切，或者至少是大部分。他们垢骂，建议，冷笑，呼吁。他们——再加上休谟、亚当·斯密和康德等人——把旧的世界打扫得干干净净。原来的面目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从这个时候起，欧洲知识分子开始形成一个阶层。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也在朝这个方向发展着，但是过程似乎不太顺利。在专制社会里，统治者对于物议总是非常敏感。一个整体的、以讨论时局、非议朝政为日常话题的群体无疑是很难形成的。中国的书生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东汉时候士大夫